盛世修典 传承文脉——专访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安平秋教授

　　记者：安先生，您怎样看待浙江花7年时间做“浙江文丛”这样一项大型文化工程？

　　安平秋：“浙江文丛”是一个有意义的出版项目，这是一件会令浙江在未来发展中兴旺发达的基础性文化工程。

　　在2011年第一次接触这个项目时，我曾说过：“这是一项基础性文化工程。”今天我依然坚持这样的看法。从表面来看，古籍整理是对古籍进行标点、校勘、注释或者影印。但深层次来讲，古籍整理是一项基础性的文化工程，是一切当前文史研究、民族精神传承发展的根本。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精神文化越来越重视。全国范围来看，比如“荆楚全书”“湖湘文库”“江苏文脉”等，这些大型出版项目都肩负着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历史使命。它们的实施，为各地的文化建设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成为文化标杆与发展软实力的象征。

　　浙江历史文化典籍在整个中华古代典籍中无论是数量规模和文化学术价值，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被国内外学术界不断深入研究与广泛应用。

　　7年前，浙江省委宣传部能前瞻性地看到这一出版项目的重要性，及时果断地上马这项文化工程，精心组织实施，体现了不同寻常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勇于承担这一出版工程，同样是非常值得赞赏的。

　　记者：作为这套丛书的学术委员会成员，您是“浙江文丛”项目的审订者和智囊团一员，也是工程从无到有的见证者，能与读者分享一下您与这套丛书的缘分吗？

　　安平秋：我第一次参与“浙江文丛”学术委员会会议，是在2011年12月，由北京大学教授廖可斌先生介绍的。

　　当时是立项之初，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和浙江古籍出版社聘请了一批国内专家学者，成立“浙江文丛”学术委员会，指导“浙江文丛”的选目。这其中，主要有9位学者：除本地浙江大学的张涌泉教授、陈红民教授、杭州师范大学的何俊外，还有复旦大学的葛兆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包伟民教授、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钱志熙教授、廖可斌教授和我。

　　“浙江文丛”第一次学术委员会会议，请学者们对文丛的选目进行把关，我当时看了材料，也发表了一些建议，比如说我们在做这套文丛时，不仅应包括浙江地方文献著作，还应该包括浙江籍文化名人的文献著作，内涵可以更宽泛些。这次会议上，确定了丛书分“大家全集”“名家全集”和“地方文献”三个板块。

　　2012年8月，“浙江文丛”完成100册之际，浙江古籍社还专门派员来北京大学，召开了“浙江文丛”第二次学术委员会会议，请学者们就已出品种的学术质量和出版质量进行评价，这种爱岗敬业、认真严谨的学术态度是非常可贵的。

　　今天，看到500册的《浙江文丛》全部出齐，我们一起来到杭州祝贺。从2011年起筹备，这套丛书除了10%左右为影印，剩下的90%左右全部为重新点校的文献，这里面的工作相当之繁琐，能如此快速保质保量完成是非常不容易的。

　　记者：现在看到这500册丛书真实地摆放在您面前，就像一个小学生终于向老师交考试卷了，您认为它的学术成就达到了您的预期吗？

　　安平秋：谈不上学生向老师交卷，但是我们关心的也是这套书的质量。评价一套文献整理的书籍，最重要的是它的学术价值，在这一点上，《浙江文丛》是值得称道的。从整理乡邦文献的角度来说，首批推出的《两浙輶轩录》《两浙金石志》《历代两浙词人小传》等，都带有鲜明的浙江地域印记。从《浙江文丛》书目来看，作者上至著有《越绝书》的东汉袁康，下至清季学者、文学家谭献、俞樾，女诗人、革命志士秋瑾、徐自华等，完整把握了浙江学术及浙江精神的发展脉络。尤其是明代著作在文丛中占有相当比例：政治方面，有一代名臣刘基、于谦；哲学方面有王阳明、刘宗周及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文学方面则包括了张岱、屠隆等巨子；史学方面有《国榷》《罪惟录》以及一批名家的相关著作；其他如藏书家范钦、医学家张景岳等的著作也得到了整理，几乎囊括了有明一代学术的各个方面。这一方面反映了浙籍士人在明代政治、学术中的卓越成就与崇高地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编者发微抉隐，使这个往往容易被文献整理者忽视的朝代得以展现它辉煌的一面。

　　记者：这7年间，您觉得这项工程里哪些工作是令您印象特别深刻的？

　　安平秋：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浙江古籍社是具有凝聚力和执行力的团队，以及发挥了尖刀班作用的一支年轻的编辑团队。在今天的学术研讨会上，每个专家在表达个人看法时，最后结尾都说了这样一句话：“要把掌声送给身后的这群可爱的年轻人”。确实，相对其他地方的大型古籍整理项目而言，浙江的这支团队是特别年轻有活力的。

　　我的理解，每一个大型的古籍整理，都是需要集结专业领域的优秀学者。这其中，项目的编辑团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目前国内的整个古典文献研究环境来看，还是偏老中二代，年轻一代有参与，但是作为主力的较少。据我了解，“浙江文丛”实施以来，古籍社从全国各高校引进了多名专业素质优秀的青年人才。

　　从这套丛书的质量来看，这群年轻人凭借着优秀的专业素养，对古籍整理事业的热爱和相互协作的团队精神，成为一个优秀的古籍整理团队，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为浙江的古籍整理事业储备了专业人才。在这个过程中，这群年轻人阅读古书、整理古籍的能力应该也是提高了不少，有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他们也是受益者。

　　记者：从学者的视角来看，您认为《浙江文丛》的出版，会对浙江的文化强省建设带来怎样的影响？在发挥其更好的文化传播意义上，您觉得还有哪些可以完善跟进的？

　　安平秋：今年初，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文件，里面特别提到了“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学科建设”。就浙江来说，这里历史上出过浙东学派，如今地方主政者和学者们呼吁“浙学”学科建设，以及浙江近年来对“浙江精神”的不断提炼，这都是在做传承地方文化的好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浙江文丛》就是溯源、传承、发展浙江精神，建设浙学的基石。

　　从中华文明传承脉络来看，有两个渠道非常重要：一类是民间的、家族的从现实生活中一代代传下来的思想精髓，它是活生生的，血脉相承的；另一类是文字记述的，如诸子百家、唐诗宋词元曲等，它们组成了中国古代文献，既有古代文化精华，也有不足之处，同样体现了民族的血脉相承，这两方面交融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整体，成为建设我们国家的坚实基础。

　　今天，我们正屹立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路口，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是我们必须要作出的选择。正如一百多年来，十月革命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它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引领了这个民族的发展方向，同时吸取优秀的传统文化帮助我们更好地发展。因此，今天的人们需要对过去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作出正确的选择，才能指引民族向着更美好的未来前进，这其中对古典文献的全面研究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浙江历史上出过王阳明、黄宗羲等有代表性的思想大家，他们的著作不仅影响浙江这方水土，还世世代代影响了我们的民族思想发展，在今天这个时代依然是非常宝贵的思想财富。我想，《浙江文丛》作为文献整理，不仅对浙江文化的守护，对浙江精神的传承，更对民族精神的铸造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很欣喜地看到浙江要把这件事继续做下去，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在“十三五”期间，将出资再出300册，我非常赞同。要说可完善的地方，就是希望在做这件事上能形成合力，不只是出版界来参与，让更多的政府力量学术力量一起来做这件关于浙江文化的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