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员呼吁成立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 形成跨地区、跨部门快速反应联动机制

相关统计显示，2015年仅上海市就破获电信诈骗案件4209起，同比上升64.8%；捣毁平台、窝点共计197个，同比上升18.7%；因电信诈骗犯罪导致群众经济损失超过15亿元，已出现金额数千万元的大案。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建议，要从贩卖个人信息等源头打击电信诈骗，督促电信和金融行业落实实名制，把反电信诈骗纳入智慧城市建设体系。

　　 “千人计划”专家亦中招

　　传统印象中，老年人容易成为电信诈骗的受害者。然而，随着电信诈骗技术升级、花样翻新，不少新的群体也相继中招。

　　一位来自高校的全国人大代表说，该校一个通过国家“千人计划”引进的专家，刚回国就遭遇电信诈骗，说要配合警方调查，让他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结果被骗数十万元。

　　一些犯罪手法也“与时俱进”。比如，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后，一些地方为适龄生育人群提供补贴和奖励。据媒体报道，四川省宜宾市的年轻人王某接到电话，说财政局要发给他“新生儿营养补贴”，王某信以为真最终导致受骗。

　　 侦查难取证难追赃难

　　全国政协委员、台盟上海市委原副主委高美琴认为，电信诈骗猖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犯罪成本低廉，收益巨大。一条几分钱的短信就可能让受害人损失惨重，但实际破案率和起诉率都很低，犯罪分子因此胆大妄为。

　　此外，近年来出现的电信诈骗案中，一些犯罪分子在诱导受害人进行资金转账时，使用的是对公账户，而非之前使用的一般个人账户，从而具备更强的迷惑性。

　　在打击电信诈骗方面，虽然公安机关不断加大力度，但也面临着不少障碍。首先是侦查难。很多实施诈骗的人躲在国外，用改号软件向国内打电话，这类犯罪手段智能化、职业化，侦查起来颇有难度。

　　其次是取证难。全国人大代表、格力电器副总裁陈伟才说，由于电信诈骗经常“两头在外”，即诈骗窝点在境外、取款点在境外，给公安部门的取证带来很大麻烦。从实际破获的案件看，比较难以获得完整的证据链条，有些证据甚至是无法取得的，以至于出现“抓多判少”“重罪轻判”等问题。

　　最后还有追赃难。公安机关通过国际执法合作实施境外抓捕的手续复杂、周期长、成本高。即使抓捕成功，大部分赃款已被犯罪分子转移、挥霍，难以有效追缴。

　　 严打个人信息贩卖

　　 把反诈骗纳入智慧城市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东华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严诚忠认为，应该把反诈骗纳入智慧城市体系。更好保护个人信息，同时加强警方与银行、电信运营商之间的信息沟通，从源头上防范电信诈骗。

　　从目前情况看，电信诈骗主要分两类：一种是大海捞针式的群发欺诈短信或随机拨打欺诈电话。另一种是犯罪分子掌握受害人相关信息后，有针对性地进行诈骗。

　　在严打个人信息泄露、交易的同时，银行、电信运营商还必须抓好实名制的落实。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上海市委副主委张喆人表示，部分银行开卡实名制落实不到位，使犯罪分子能够非法购买大批量的银行卡用于诈骗活动。

　　同时，银行缺乏紧急止付手段、查询冻结涉案资金手续复杂，常以“不符合法律规定”“没有权限”等为由拒绝紧急止付，使犯罪分子得以从银行转账提取受害人钱款。

　　一些代表委员还建议，应该成立由公安部门牵头，银行、电信运营商等共同参与的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形成跨地区、跨部门的协作共享和快速反应联动机制。在遭遇电信诈骗的时候，接警民警与银行专员只要“喊一嗓子”的功夫，就可实现被骗的钱快速冻结，及时为群众挽回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