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承勇：为什么马恩对现实主义小说情有独钟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和讨论过的19世纪欧洲作家多达几十位，其中包括法国的夏多布里昂、雨果、乔治·桑、欧仁·苏、巴尔扎克、左拉、莫泊桑；英国的司各特、骚塞、拜伦、雪莱、托马斯·卡莱尔、乔治·艾略特、狄更斯、萨克雷、哈克奈斯；德国的阿伦特、卡尔·倍克、海涅、弗莱里格拉特、明娜·考茨基、卡尔·济贝尔、贝尔塔、卡·维尔特；俄国的普希金、赫尔岑、屠格涅夫、莱蒙托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留波夫、谢德林；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等等。  这些作家的创作倾向大多归属于现实主义范畴，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对现实主义和写实主义倾向的作家作品情有独钟。

拉法格在回忆中说，马克思“非常推崇巴尔扎克”，曾不止一次地表示，要写一篇关于评论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文章。原因就在于巴尔扎克以其非凡的艺术才华，在他的作品中，“用诗情画意的镜子反映了整整一个时代”（弗兰茨·梅林《马克思传》）。确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高度称赞巴尔扎克“以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而著名”。恩格斯则在1883年致劳拉·拉法格的信中提到，他在病中阅读巴尔扎克，从这位卓越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那里获得了极大的满足。他认为巴尔扎克的作品中包含的1815到1848年的法国历史，比沃拉贝尔、卡普菲格、路易·勃朗之流所有作品中所包含的多得多。在他的富有诗意的裁判中还有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马克思、恩格斯在《英国的资产阶级》《致斐迪南·拉萨尔》《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致明娜·考茨基》等文中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给予高度的评价。比如，恩格斯在提到欧仁·苏和狄更斯等作家时，因为他们的创作展示了社会历史风貌而赞誉他们“确实是时代的标志”（恩格斯《大陆上的运动》）。

纵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学文艺的著述，我们在惊叹他们在文学艺术方面丰富而深刻的见解的同时还可以发现，  他们的论述中涉猎最多、最集中，同时也构成其文艺思想之核心内容的，主要是19世纪欧洲文学，尤其是现实主义小说。

繁荣的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

考察西方小说兴起与繁荣的18、19世纪的历史语境可以发现，黑格尔之所以把小说称为“近代市民阶层的史诗”，显然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市民阶层的兴起以及伴随而来的社会的巨大变化。19世纪欧洲的现实主义小说高度关注个人的世俗生活，描写人对金钱的追逐、对物质的渴望等，所反映的正是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社会普遍现象；现实主义小说呈现的文本世界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有着高度的同质性和同构性。

事实上，小说的兴起和繁盛，原本就处于资本主义发展和繁荣的时期，两者似乎有奇妙的同步关联。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小说这种文体与资本主义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的兴起与繁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小说具有一种“再现那些比表层形式更加深刻的社会、历史和经济力量的能力”（Simon Dentith）。正因为如此，作家通过小说创作，研究并艺术地展示他们所研究和理解并认识的那个资本主义的现实社会，这是顺理成章的。

读者通过阅读19世纪的小说，可以比较深刻而全面地把握和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家、发展史及其内在的矛盾与罪恶，可以看到人的生存状况和人性的善恶矛盾，以及人的心灵世界的痛苦、扭曲与挣扎。“那是最昌明的时世，那是最衰微的时世；那是睿智开化的岁月，那是浑沌蒙昧的岁月；那是信仰笃诚的年代，那是疑云重重的年代；那是阳光灿烂的季节，那是长夜晦暗的季节；那是欣欣向荣的春天，那是死气沉沉的冬天……”《双城记》开头作者的这番议论，把经济、科技快速发展时期的英国乃至西欧资本主义社会概括得淋漓尽致，更耐人寻味的是，字里行间透出了作者对那个时代与社会的深深忧虑，这恰恰是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之现代性悖谬特征的形象而有哲理的表述。

总之，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之繁荣，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空前地强调文学对现实世界的研究，高度关注急剧变化中的社会及生活于其中的人的生活方式、道德面貌和精神状态。作家用写实的笔触记录社会历史的变迁，让人们通过文学尤其是小说，感受到这种社会的巨变和人心灵的扭曲不是空洞、苍白和抽象的，而是生动、形象而具体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实践整个就是坚持人物活动的语境、历史和社会语境……世俗性问题隐约隐现，因为现实主义是将人物放在日常生活情境、名利场生活中阅读的一种模式，以明显的日常性、谋生中遇到的问题、与邻里的关系、所得所欲、家庭生活为题材。读者必须结合人物生活境况阅读现实主义小说中的每个人物的故事。”（George Levine）于是，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自然也就拥有了深刻的社会批判精神和社会认识价值。

在现代性思想取向上达成了一致

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第一位批评家”，马克思敏锐地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深刻的矛盾性：一方面，资本主义是一种巨大的解放力——无论是生产力的解放还是人的思想的解放（理性原则）；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是一种巨大的压迫力，在对无产阶级进行压迫的同时也撕碎了温情脉脉的面纱，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严酷的权力关系和社会关系。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性“进步”与对人造成的新压迫之辩证关系的揭示，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和所造成的对人的异化的批判，正好体现了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与悖谬。

因此，在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所持的立场与观念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和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有很大的一致性：他们都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去揭露与批判其现代化之弊端，维护人的尊严，寻求人性的自由与解放；在现代性的取向上，他们总体上均属于社会现代性和理性主体性的范畴。由是，他们也就合乎逻辑地期待文学能够从研究人的生活以及由人组成之社会的维度，体现其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多重价值，他们也就特别重视文学的社会价值与认识功能。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文学绝非遗世独立，自外于其他知识领域，而是与人类解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文学对社会的批判可以起到对人的启蒙与解放的作用。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仅高度肯定了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对社会环境的历史性真实描写和强烈的社会批判特征，而且对欧洲文学史上体现这种特点的文学作品（包括浪漫主义的文学）也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这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中显著的人道精神和现实情怀；人们通过阅读写实性的现实主义小说去认识与研究社会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是他们理论研究的一种实际需要和价值，文学中的人与社会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他们社会研究、理论创造的另一种不无价值的参照。

在此意义上，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写实传统和真实性品格，与马克思、恩格斯的人道情结和现实关怀有某种精神本质上的暗合，也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思想逻辑上有着天然的默契，尤其是在现代性思想取向上达成了一致。这不仅是马克思、恩格斯高度关注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小说的重要原因，也是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写实”传统和真实性审美品格成为他们的文艺思想之基石或核心精神的重要缘由。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号：15ZDB086）]

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55期第8版

作者 ：蒋承勇 浙江工商大学教授、省社科联名誉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