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习仲勋与监督工作（三）——习仲勋在解放大西北中对监督工作的领导

　　
　　三、习仲勋在解放大西北中对监督工作的领导
　　1945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毛泽东同习仲勋谈了干部整风等问题。6月，在党的七大上，习仲勋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习仲勋相继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委、西北野战军副政委（前委委员）、陕甘晋绥联防军区政委、西北军区政委、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代理议长等重要职务，身体力行开展各项工作、发挥监督作用，模范践行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为解放大西北、建立新生政权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8月以后，由于国民党制造摩擦、灾荒造成农作物减产等多种原因，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入锐减，财政支出大增，财政状况变差。10月，习仲勋主持西北局工作，高度重视这一变化的新情况。他根据中央精神和边区的实际，提出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大任务是继续发展生产，整顿财政，健全经济制度。据此，陕甘宁边区为缓解财政困难，加强了财政监督，打击贪污浪费、虚报冒领等违反法规的行为；大力提倡节约，力戒浪费。同时，习仲勋针对一些干部存在的骄傲自满情绪，比地位、比待遇，脱离群众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整顿党务，转变作风的要求。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边区政策也有，方针也定了不少，为什么有时不能把工作搞得更好一些，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的作风还不那么对头，还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永远不要脱离群众”。[
　　《习仲勋传》编委会：《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8月版，第405页。]陕甘宁边区通过整顿，通过充分动员群众、联系群众、有力的监督工作，纠正了问题，调动了人民群众生产的积极性，使困局得到了改善，为保证革命战争的物资需要做出了重大贡献。
　　习仲勋对干部的作风问题尤其重视。1946年2月10日，他在西北局再次强调了改变各级领导的作风问题。指出：“我们把历年的工作仔细检查起来，可以看出党的方针和政策都是对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发生偏向，这主要是由于各级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存在缺点。过去对区乡干部的责备很多”，“县级对区乡缺乏具体的领导，办法提得少，没有很好地去研究下面的干部问题，并很好地去帮助解决，或做出示范，启发下面”。“分区及边区一级的领导机关，也应检讨并很快很好地转变作风”。[
　　《解放日报》1946年2月13日。]他善于运用宣传媒介对党员干部进行监督。1946年4月，《边区群众报》创刊六周年之际，习仲勋发表讲话：“不论领导机关和干部，都要好好重视这个报纸。经过它交换经验”。他希望报纸发挥好新闻监督作用。他说，党报的任务，就是发扬优良的工作作风与批评坏的工作作风，多加注意对领导干部的缺点提出严正的善意的和实事求是的批评。必须纠正某些干部只愿听说好话，不愿听批评的偏向。[
　　《解放日报》1946年2月13日。]
　　1947年，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为了发动亿万农民起来支援革命战争，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在解放区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但是，在贯彻执行土地法大纲过程中，一些地方却不加区别地平分土地，与老区和半老区的实情不相符合，背离了这次土改的初衷。因为老区和半老区（占土改地区的三分之二）曾经过土改或减租减息，贫下中农大部分已上升为财产较多、生活较好的农民。倘若再不加区别的平分土地，势必伤害农民的利益，把他们分得的土地又被分出去了，这会犯原则性的错误。习仲勋敏锐地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用了很大精力来纠正土地改革中的“左”的错误倾向，纠正损害中农和民族工商业利益，乱斗乱抓，抓“化形地主”等偏向；纠正过多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乱干、乱扣、乱打、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等偏向。他耐心地叮嘱各地领导干部，土改要从实际出发，讲政策、讲纪律，切莫头脑发热；并针对土改出现的情况，提出了解决办法。例如，他说，“拟规定：凡劳动英雄与干部家庭在处理前必须经过超一级的批准。”[
　　《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绪》，《习仲勋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71页。]就是鉴于特定环境下，劳动英雄和干部家庭在土改过程中所遭遇的问题，提出从配套制度层面完善、让土改政策更加实事求是的举措。他深入到一些重点地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处理，监督土改政策执行。在绥德，召集分区党、政、军和土改工作团干部200余人开会，要求认真学习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正确地分析阶级，正确地执行土地法大纲，纠正在划分阶级时把中农定成富农的过“左”偏差。同时，他还领导、推广了绥德县义合区黄家川村工作组“抽肥拣瘦、填平补齐”调剂土地的方式。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习仲勋多次致电、致信毛泽东，就土改问题反映情况，直言不讳向中央提出自己的意见。习仲勋紧密结合农村实际，提出的关于新老区的诸多思想观点和工作建议，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的肯定和采纳。不仅在当时，以至在建国后的土地改革中，也发挥了很好的借鉴和指导作用。由于习仲勋在领导土地改革中，持续、务实地实施监督，及时纠正“左”的偏差，正确维护了党的政策，土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至1948年4月，在占老区、半老区总人口一半（约60万人）的地区中，调剂土地90万亩，消灭了这些地方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边区的经济建设，调动了广大人民支持解放战争的积极性。[
　　《习仲勋传》编委会：《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8月版，第535页至第554页。]
　　随着解放战争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习仲勋着力把对党员干部的监督作为关键问题来抓。1948年6月3日，他出席黄龙分区干部会议，指出：“我们工作中还存在忙、乱、慢、散的问题，必须切实加以克服”。“各级领导要高度发扬执行政策的责任心与积极性，提倡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扫除一切拖拉疲沓现象”。“必须深入群众，实事求是，重新学起，抓紧政策学习。只有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才会有力量，才会有办法”。[
　　《习仲勋传》编委会：《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8月版，第574页至第575页。]7月，他又结合新解放区执行政策上所产生的偏向，指出：“如何把中央的路线、政策在全党同志中搞清楚搞一致，适当地解决新区各种问题，成为做好新区工作的关键”。他把中央路线、政策和区域实际相结合，给干部提出了可操作性的具体政策：新区的土改，仍实行减租减息；进城后须迅速组织进城委员会、统一管理、宣传纪律、发展生产；新区政权不宜过急选举；财政工作、税收一律维持原状等[
　　《关于新解放区的工作问题》，《习仲勋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80页至第84页。]，使西北解放新区的干部，在执行各项政策、推进各项工作时，尽量避免犯“左”的错误，最大程度地团结更广大的群众，去战胜敌人。他在关于陕甘宁边区1948年的土地改革和整党的报告中，列举了干部中目前普遍存在的疲沓散漫作风，包括把自己应负责任的当作没有责任；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随意修改政策、制定政策、发表布告；对自己管区内很多破坏政策的严重现象，既不检讨原因，又不坚决纠正等。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迅速克服思想上的经验主义倾向和组织上的无纪律无政府倾向，达到全党的政策和纪律的完全统一；一切担负领导工作的干部都要带领干部一同学习，多思考，最重要的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讨工作，检讨思想作风，实事求是地定出积极改正的办法。当检查政策执行状况，发现当年春天工作中曾经指出的诸如错定成分、错误没收土地财物等问题尚未全部改正后，他严肃指出：“改正错误必须认真，哪怕只余个别问题也不应马虎过去，一切被错定成份和因之错受打击者，其成份应立即订正；其被错误没收的土地、财物应予以退还或适当补偿；工商业被错误侵犯的，同样应予补偿”；“个别村乡打乱平分，动及很多中农甚至贫农的土地，致多数人不满的，还应按照正确政策重新调剂”。[
　　《关于陕甘宁边区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习仲勋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91页至第102页。]他坚持督促干部，工作中一定要按政策、按制度办。12月，他又一次就土改、整党的倾向性问题，强调指出：“必须有确实懂得政策的坚强的干部去掌握”，“依据老区情况，发动群众进行民主运动”的方针政策，是“做好土改、整党以及其他一切工作的根本关键”。[
　　《关于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中的若干领导问题》，《习仲勋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106页至第109页。]
　　1948年，西北局还指定党政军财等方面组成西北审计委员会，负责审计政府机关、学校、部队的经费、粮秣、被服、生产等收支情况，建立了经济监督制度。
　　习仲勋能够紧密结合解放区不断扩大，政权建设的任务更加繁重等新课题，不断提升干部对强化监督重要性的认识，坚持依靠坚决地执行政策、制度，促进各项工作。陕西关中42县解放后，为了巩固来之不易的政权，1949年8月4日，他对关中新解放区地委书记讲的首要工作是：“正确掌握政策，实行合理负担，用全力继续支援前线”。敦促“要进一步组织和教育群众，建立各种合理制度与加强领导”。“征粮要坚决按《陕甘宁边区农业税暂行条例》办事，以前借粮中所发生的不合理现象，必须在正式征粮中予以改正。战勤动员应由政府颁布条例，遵照执行，力求公平合理，节省民力，尽可能地做到战争和生产两利”。[
　　《关中新区的工作方向》，《习仲勋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131页。]
　　在军队，习仲勋坚持党的领导，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革命成功的重要作用，强调军队精神与纪律对取得胜利的重要作用。1947年11月下旬，作为西北野战军副政委的习仲勋和司令员彭德怀，围绕军队实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战略总方针和支持、参加土地改革任务，领导西北野战军运用“诉苦三查”方式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同时把为人民服务，有高度决心；作战勇敢，能完成任务；工作负责，积极肯干；联系群众，虚心学习，有上进心；能执行政策纪律等作为干部5条标准，要求以此为据对照检查，评判干部。在连队成立了士兵委员会组织，以按时审查伙食账，讨论如何改善生活。通过整军，深刻教育了指战员，克服了不良倾向，加强了群众观念和政策观念，激发了斗志，增进了团结，极大地提高了部队战斗力。新式整军后的第一个胜仗——宜川战役，成为改变西北战局的关键战役。战后，毛泽东在总结胜利的原因时指出：“西北野战军的战斗，比之去年是空前地提高了”。“去年作战中，还只能一次最多歼灭敌人两个旅，此次则已能一次歼灭敌人五个旅。如此显著，原因甚多”，“最值得注意的是，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8月版，第213页至第220页。]
　　1948年，西北野战军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建立了审计组织，监督军队财务制度执行情况，增强了指战员遵守财经纪律的意识，使有限的财力都用到革命战争上。
　　面对军事斗争取得节节胜利的大好局面，习仲勋日益关注加强纪律的问题。强调全军要用大气力，不断解决干部战士在执行政策纪律问题上的糊涂认识。1949年1月17日，他在第一野战军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上，批评了野战军在接管城市中，在宝鸡不分公私地查封所有钱行，没收邮包中的洋瓷碗；在凤翔乱动教堂的罐头、咖啡等违反政策规定的行为。要求野战军党代表务必教育所有干部战士“必须遵守执行的政策”。特别强调，“干部问题，这是对政策贯彻与否的有决定性的问题”。指出，“各级党的组织应经常有系统地检查自己和所有党员干部的工作，加强纪律性，就是保持党在城市的领导的严肃性的保证”。他特别强调了干部的纪律性和廉洁性，“必须高度自觉地提高责任心，积极奉公，勇敢而谨慎的进行工作，必须虚心”。为了确保各项接收城市政策落到实处，习仲勋和彭德怀还重点强化了第一野战军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重点的城市纪律教育，从而保证了作战的胜利和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总结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习仲勋为加强党的监督工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第一，习仲勋注重把保证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作为监督的核心目标。走上革命道路后，习仲勋始终坚贞不移地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始终坚持革命理想，坚定执行并维护党的正确路线；在监督工作中，始终以党为重、以党为大，忠诚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二，习仲勋坚持把实事求是作为监督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习仲勋重视调查研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监督工作。对凡是不符合实际，有损于人民利益的做法，都敢于抵制和批评，使监督工作在保障党的威信与形象，保证党对革命战争的正确领导，保证其所领导地区政治、军事、经济工作的胜利开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第三，习仲勋注重把各种监督有效融合作为监督的基本方法。革命战争年代，习仲勋把组织监督、司法监督、财经监督、民主监督、新闻监督等多种监督作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来发挥作用，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凝聚了革命力量。第四，习仲勋注重把一切按制度法规办事作为监督的重点。革命战争年代，习仲勋始终重视制度建设，把建立健全制度，执行制度、法规作为监督工作的基本途径和重点。第五，习仲勋注重把严格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作为监督的关键。越是革命胜利即将到来之际，他越是狠抓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发挥监督的独特作用，防止党员干部在战斗、生产和工作中，出现政治、思想、作风、纪律等问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习仲勋加强党的监督工作的实践，给我们以深刻启示：一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保证党和人民的利益在第一位仍然是监督工作的核心目标，我们要本着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自觉围绕反腐、改革、法治、发展来认真实施监督，强化监督。不仅要时时纠正工作中不利于党和人民利益的地方，把有损于党和人民利益的负面影响消除掉，还要防患于未然，着眼于解决问题、完善制度、规范行为、维护稳定、提升执政效率。要“监”出水平，“督”出成效，使国家政权运行全面体现党的执政要求，真正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二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监督工作更要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夯实提高执政能力和监督效能的思想基础。必须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不断学习，勤奋思考，尊重客观规律，善于排除干扰，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敢于担当监督责任，工作求实务实，实事求是地做出判断和选择。要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科学推进各项工作。三是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面临“四个考验”和“四个危险”，面对一些地区和单位存在的执法不严、监督缺位、用权失范，损害人民利益，妨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等突出问题，更需要我们努力使各种监督有效融合，在扩大监督覆盖面的同时，增强监督力度。要完善宪法监督，加强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规范和发展网络监督，使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相结合，各种资源优化配置，提升监督的公正性、客观性，增强监督合力和整体效能，努力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四是新的历史时期，一切按党章办、按法规办，仍然是我们监督工作的重点。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成为践行制度的表率，养成一切按制度办事的文化自觉，坚持不懈依法监督、依规监督、依章监督；应把加强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作为主要责任，认真监控制度执行过程，使制度威慑无处不在。五是新的历史时期，要把从严监督、从严管理贯穿到党员干部队伍建设的全过程，贯穿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全过程。要通过理想信念教育的常态坚持、职业教育的反复强化，促进作风养成、对党忠诚。（全文完）
　　（审稿：审计署审计科研所 陆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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