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安“鸭司令”变形记
曾经的养鸭场，如今打算建一个休闲农庄。
曾经辉煌过的1000多平方米的鸭场。
还没有走近黄官法的鱼塘，就听见挖掘机“突突突”的响声。走进新砌的围墙，只见一方碧波荡漾的水塘，塘堤上挖掘机正在挖坑，种植绿化树，完工的地方已经铺上了如毡的绿茵。塘堤上还用预制水泥板架起垂钓平台。老黄告诉记者：“我已经投入六七十万元，挖了这个六亩见方的鱼塘，打算建一个垂钓休闲农庄。”
数月之前，这里还是一个臭味熏天、污水直排的养鸭场。而说起老黄的养鸭史，那要追溯到半个多世纪前。
“鸭司令”像“游牧民族”
黄官法七岁时，就跟着爷爷、父亲，当起了“鸭司令”。老黄的爷爷叫黄相玉，那时家里穷，为了全家人的生计，黄相玉买了百来只鸭子，开始了祖孙三代的养鸭家业。“那时，缺粮，连人都吃不饱，更别说喂鸭子了。”黄官法说，那时候养鸭有点像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爷爷带着全家人，赶着鸭子到处跑，安徽宣城、屯溪、宁国，湖州安吉、孝丰，都去过。” 黄官法点上一支烟，向记者娓娓道来，“哪个地方庄稼收割了，我们就把鸭子赶到哪里，让鸭子找掉落在田里的谷子吃，我们全家就跟着鸭子风餐露宿、四海为家。”
“鸭司令”成了“万元户”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全国上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黄相玉这样的养鸭个体户也是改造的对象。黄官法的父亲黄春德子承父业，受聘为县里“蛋鸭养殖业合作社”的“鸭司令”。黄春德夫妇，加上一双儿女，都成了居民户口。黄官法说：“那时，穿的套鞋也是‘鸭业社’发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进入“三年困难时期”，黄春德全家“下放”，又变回了农业户口，但养鸭家业还在继续。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黄官法所在的新溪村。黄官法从大队里买下了400多只鸭子，在自己的责任田里办起了鸭场。鸭场越办越大，老黄成为临安最大的养鸭专业户、令人羡慕的“万元户”。1985年，他代表临安参加了杭州市农村专业户表彰大会，受到了杭州市委的表彰。
老黄的养鸭事业越做越大，不仅用了自己的责任田，还承包了村民的抛荒田，面积扩大到了七八亩。每年存栏蛋鸭有一万五六千只，多的时候有两万多只。年平均销售收入二三百万元，毛利也有二三十万元。
“鸭司令”改行当“渔夫”
2014年，临安市启动了“五水共治”工作，老黄在苕溪畔的鸭场因为在禁养区之内，被列为关停对象。62岁的老黄念想着祖孙三代和自己大半辈子的养鸭情缘，心有不舍。临安市畜牧局、锦城街道干部几次三番上门做工作，晓之于理，动之以情。
苕溪是太湖的源头，下游的青山湖也是杭城居民的饮用水源。上万只鸭子在苕溪边养殖，难免要对溪水造成污染。省里提出开展“五水共治”，也是希望老百姓有更好的居住环境。虽然没有上过一天学，不识几个字，但这些道理，老黄心里也是明镜一样清。
“这两年养殖的行情真好啊！两三元一斤的鸭蛋涨到了六元钱。”老黄叹息着，“但边上的养鸭场陆陆续续都关了，我不关也说不过去啊。”“心疼”了几天，老黄还是主动拆除了1000多平方米的鸭场，处理了上万只鸭子。跟着自己养鸭的儿子也放弃了当第四代“鸭司令”的梦想，到村附近的企业找到了新工作。
在家里考虑了几天，老黄决定改当“渔夫”。在街道、畜牧局有关政策资金的扶持下，老黄把鸭场改为鱼塘，顺带经营休闲垂钓。“现在，休闲娱乐的人越来越多，养鱼兼垂钓，弄不好赚的钱比养鸭子还多呢。”
据临安市畜牧局的工作人员介绍，2014年“五水共治”工作启动以来，临安全市范围内已经关停养殖场（户）531个，拆除养殖栏舍及管理用房13.5万平方米。完成污染治理、修复改造和标准化提升养殖场578个。建设有机肥收集处理中心3个，建立沼渣沼液社会化服务组织3个，落实生态消纳地13.3万亩。通过一年的治理，临安的水环境质量有了明显的提升，全市4个出境断面水质全部稳定达到三类以上，高锰酸盐、氨氮、总磷三大指标同比去年分别下降5.6%、23.9%、1.4%，12个杭州市考核断面100%达标。今年，临安凭借优质的生态环境，被评为“中国最佳养生休闲旅游城市”。（本站编辑 陈洪凯摘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