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安市城乡居民收入翻番路径探析
【摘要】本文阐述了城乡居民收入翻番的内涵,回顾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市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阶段特征与规律,并从农村制度改革、市场经济活力、城乡统筹发展等三方面分析了城乡居民增收的主要动因。到2018年实现收入翻番,则要求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幅分别达到9.1%和8.2%。要实现这一目标,本文提出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促进居民增收;构建全市域城市化,促进居民增收;加大扶贫开发力度,促进居民增收;推进居民收入多元化,促进居民增收等四个方面的建议。
关键词:城乡居民收入 翻番 难点 路径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奋斗目标,这也是我党历史上,首次将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的提高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充分体现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服务于人民的最终目标。我市处于长三角经济带后花园,自然环境优美,经济持续增长,综合实力明显提高,为实现城乡居民收入翻番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由于宏观经济不够景气,市场需求在不断变化,以及就业形势日益严峻,都对我市城乡居民增收带来了挑战和压力。统计局课题组利用我市城乡住户历年来的调查资料,结合相关专题调研,形成专题报告,以期对促进城乡居民增收,顺利实现居民收入翻番目标,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一、城乡居民收入翻番内涵
内涵一:收入翻一番是实际收入翻一番。 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受价格波动影响的各种经济发展指标,如果要进行同口径比较,都需要考虑价格波动因素。虽然目前尚无法判断未来几年的价格涨幅情况,也很难确定那时的绝对数额,但人们普遍关心价格的上涨会不会缩减居民收入翻番的成效。因此“收入翻一番”不仅仅是现有名义收入上简单翻一番,而是剔除了价格上涨因素后的实际收入翻一番。
内涵二:收入翻一番是人均收入翻一番。 “十八大”报告所指的人均收入要翻一番,是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的翻番,是包容性发展的翻番,是平衡性发展的翻番,是可持续性发展的翻番,是全体老百姓共同奋斗和共享发展成果的翻番。但绝对的平均主义也是不切合实际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收入翻一番”,并不是人人收入都翻一番,而是人均收入翻一番。
内涵三:收入翻一番注重缩小贫富差距。 目前我国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中等收入人群偏低问题比较突出,收入翻一番计划要力争通过“托低、扩中、调高”,使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更多一些,中等收入者的群体扩大,高收入者收入得到调控,这样在整体收入翻一番的同时,又合理调整了收入分配关系,达到缩小收入差距、建设“橄榄型”社会目的。
内涵四:收入翻一番注重提高民生水平。 收入翻一番不仅是货币收入的翻番,更要体现居民在养老、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方面待遇的提高。从现实情况看,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大部分人群对于基本保障方面还是感到“压力山大”。因此,在确保居民收入翻一番的同时,政府还必须加强社会保障服务方面的建设,加大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提高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确保人民生活真正实现小康。
二、城乡居民收入阶段特征
特征一:从现价收入变化看。 据住户调查资料显示,1983年至2013年,我市城乡居民收入累计增长56.4倍和45.5倍。从城乡居民收入翻番的历史看,早期农民收入翻番快于城镇,中期城镇居民收入后来居上,近期农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保持基本同步,并呈现农民收入增幅略快于城镇的局面。1983年起,我市城乡居民收入均实现了5次翻番。198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54元,实现翻一番,1991年实现第二次翻番,1994年实现第三次翻番,2001年实现第四次翻番,2008年实现第五次翻番,2014年将接近第六次翻番,在翻番所用的时间上分别为4年、4年、3年、7年、7年。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首次翻番在1986年实现,随后依次于1993年、1995年、2004年、2010年实现第二、三、四和五次翻番,在翻番所用的时间上分别为3年、7年、2年、9年、6年,2018年将接近第六次翻番,总体上农村居民收入翻番要慢于城镇。
特征二:从可比价收入变化看。 据住户调查资料显示,1983年至2013年,扣除同期物价上涨因素,我市城乡居民收入累计实际增长12.1倍和 11.3倍。从城乡居民实际收入翻番的历史看,均实现了三次翻番,离第四次翻番的距离农村居民要大于城镇居民。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992年实现了首次翻番,其后依次为2002年、2010年分别实现第二次翻番和第三次翻番,目前距实现第四次翻番仍有一定距离。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在1994年首次实现翻番,其后依次为2004年、2013年分别实现第二次翻番和第三次翻番,距离第四次翻番还有不少的距离要走。调查数据显示,在首次翻番阶段,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农村,间隔时间9年,比农村快2年。第二次翻番城镇和农村都用了10年。第三次翻番城镇居民用了8年,农村居民用了9年。从农民收入绝对额与城镇比较,201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当于城镇2007年的水平,落后6年左右。(详见表1)
表1 1983年——2013年临安城乡居民收入增幅表
单位:元
年份 | 农村居民收入 | 城镇居民收入 | ||||
收入 | 名义增长(%) | 实际增长(%) | 收入 | 名义增长(%) | 实际增长(%) | |
1983 | 378 | 0.5 | -1.5 | 598 | 12.6 | 10.3 |
1984 | 521 | 37.8 | 33.7 | 714 | 19.4 | 15.8 |
1985 | 631 | 21.1 | 3.3 | 966 | 35.3 | 15.4 |
1986 | 764 | 21 | 14.2 | 1057 | 9.4 | 3.2 |
1987 | 883 | 15.6 | 4.3 | 1154 | 9.2 | -1.5 |
1988 | 983 | 11.3 | -12.3 | 1587 | 37.5 | 8.3 |
1989 | 1153 | 17.3 | -3.7 | 1694 | 6.7 | -12.4 |
1990 | 1321 | 14.6 | 14.6 | 1761 | 3.9 | 3.9 |
1991 | 1405 | 6.4 | 1.5 | 1927 | 9.4 | 4.4 |
1992 | 1398 | -0.5 | -8.5 | 2695 | 39.8 | 27.3 |
1993 | 1769 | 26.5 | 7.7 | 3594 | 33.4 | 13.5 |
1994 | 2576 | 45.6 | 14.2 | 5401 | 50.3 | 17.9 |
1995 | 3335 | 29.5 | 10.5 | 6129 | 13.5 | -3.2 |
1996 | 3620 | 8.5 | 1.2 | 6961 | 13.6 | 5.8 |
1997 | 4005 | 10.6 | 9.2 | 7067 | 1.5 | 0.2 |
1998 | 4199 | 4.8 | 4.5 | 7364 | 4.2 | 3.9 |
1999 | 4282 | 1.9 | 1.9 | 7829 | 6.3 | 6.3 |
2000 | 4568 | 6.7 | 5.6 | 8502 | 8.6 | 7.5 |
2001 | 5002 | 9.5 | 9.5 | 9511 | 11.9 | 11.9 |
2002 | 5362 | 7.2 | 7.2 | 10675 | 12.2 | 12.2 |
2003 | 5952 | 11 | 9.7 | 11866 | 11.2 | 9.8 |
2004 | 6602 | 10.9 | 7.8 | 13148 | 10.8 | 7.7 |
2005 | 7263 | 10 | 8.8 | 14860 | 13 | 11.8 |
2006 | 8011 | 10.3 | 9.8 | 16360 | 10.1 | 9.5 |
2007 | 8852 | 10.5 | 5.9 | 18159 | 11 | 6.4 |
2008 | 9680 | 9.4 | 4 | 19830 | 9.2 | 3.9 |
2009 | 10735 | 10.9 | 10.9 | 22011 | 10.9 | 10.9 |
2010 | 12012 | 11.9 | 8.6 | 24455 | 11.1 | 7.9 |
2011 | 13926 | 15.9 | 10.7 | 27594 | 12.8 | 7.7 |
2012 | 15764 | 13.2 | 11.1 | 30903 | 12 | 9.9 |
2013 | 17561 | 11.4 | 9.5 | 34320 | 11.1 | 9.2 |
三、城乡居民收入动因分析
动因一:农村制度改革激发农村居民收入攀升。 改革开放初期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广大农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分田到户,自主种植,提高了农民积极性,积蓄多年的生产潜力被充分发挥和释放出来,不仅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大发展,产品产量大量增加,作为农民家庭副业的生产活动也转变为家庭经营生产,开始延伸到二、三产业领域,收入来源渠道得到拓宽。在这一阶段,农民从切身经历中认识到:党的政策是金桥,劳动致富有依靠。据住户调查资料显示,1984年我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521元,较上年增长37.8%,至1990年八年间,年均增长19.5%,较城镇居民收入快2.8个百分点。上个世纪90年代初,随着集体经济增长与乡镇企业推进,农村劳动力的就地非农转移开始显现,农民收入中的工资性占比也由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的10%以下上升到20%以上。
动因二:市场经济活力激发城镇居民收入增长。 1987年后,我市第一批承包经营责任制试点企业拉开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序幕,城镇国企改革从根本上激发了市场经济的活力,拓展了城镇居民收入来源,增强了创收能力。至90年代初期,城镇居民收入主要来自于全民所有制单位,工资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一半以上,到了90年代中后期,城镇居民就业格局发生了新变化,个体经营户、私营老板逐渐增多,城镇居民经营性收入逐渐增加。同时,出现了第二职业、兼职和零星劳动等其它劳动收入翻一番的新局面,推动工资性收入水平全面提高。据住户调查资料显示,在1983到1992年我市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从517元提高到2076元。工资性收入与家庭经营收入的增长使城镇收入翻番进度加快,推动了城镇居民收入在1994年实现第三次翻番。
动因三:城乡统筹发展激发城乡居民收入增加。 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再次掀起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高潮,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的举措,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高潮。开发农业、效益农业相断发展,“一优两高”农业得到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加快,农民增产又增收,收入大幅上升。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市经济呈现了持续快速的增长,城乡融合明显加快。据住户调查资料显示,1993年至2013年,城镇居民收入由3594元提高到34320元,年均增长11.9%,其中,工资性收入由2799元,提高到23615元,增长12.3倍;农民收入也持续攀升,1993年至2013年,农村居民收入也由1769元提高到17561元,年均增长12.2%,其中,工资性收入由417元,提高到8656元,增长19.8倍。(详见图1)
图1 1983年—2013年临安市城乡居民收入增幅表(元)
四、城乡居民收入目标测算
目标一:从城乡居民收入绝对额看。 从我市经济增长和城乡居民收入的中长期增长趋势看,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增长,未来五至十年内,我市城乡居民收入将由快速增长转入一个稳定增长期,增长速度将有所趋缓。在2010年我市城乡居民收入分别为24455元和12012元的基础上,考虑到近年来物价总体形势的起伏波动,预先假设到2020年的十年间我市居民消费价格年平均上涨幅度为2.0%(即CPI指数为102),则要达到“翻一番”(即增长1倍)的目标,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均需增长1.22倍,分别达到54290元和26667元,年均需要8.3%的增长速度,即每年我市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目标要保持8.0%以上。
目标二:从城乡居民收入结构变化看。 今后一段时期主要是提高工资性收入总额、增加家庭经营收入来源、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和提升转移性收入标准。按年均增长8.3%,2020年我市城镇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54290元,如四项收入比重66.5%、9.4%、2.7%、21.4%不变的情况下,则2020年我市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经营纯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将分别达到36103元、5103元、1466元、11618元;按年均增长8.3%,2020年我市农村居民实际纯收入26667元,如四项收入比重47.3%、42.9%、4.7%、5.1%不变的情况下,则2020年我市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将分别达到12613元、11440元、1253元、1361元。
目标三:从提前二年实现收入翻番看。 2013年我市城乡居民收入分别为34320元、17561元,比2010年年均增长了8.9%、10.4%。要实现城乡居民收入提前2年翻一番的目标,到2018年还剩的5年间,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幅还需分别达到9.1%、8.2%。因此,今后五年城乡居民收入如果以近五年来的平均增速增长,农村居民收入实现翻番目标相对乐观,城镇居民收入实现倍增计划则有一定困难。在目前趋紧的经济环境下,以及随着居民收入基数的不断抬升,未来居民收入保持稳定增长将面临较多制约因素。(详见图2、图3)
图2 2013年城镇居民收入构成图
图3 2013年农民居民收入构成图
五、城乡居民收入增收难点
难点一:看能否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经济持续较快增长,是居民增收的前提。推动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能为实现居民收入倍增提供夯实的物质基础。从当前宏观经济背景看,我市正处在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经济发展呈现出“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的“新常态”特征,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潜在增长率下降、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等原因,经济增速“换挡”回落,告别两位数的增长时代,并且产能过剩、生产要素成本快速上升、财政金融风险加大等一些在经济高速增长期被掩盖的问题和风险也逐渐暴露。我市近两年GDP稳步增长但增幅有所回落,符合这一经济“新常态”,预计今后一段时间也将保持这一趋势,对居民收入的持续增收形成挑战。
难点二:看能否找到新的增收支撑点。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每一次较快增长,均源于一定的动力支撑。1980—1990年农民收入的率先增长,主要源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实施,推动了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较快增长。1990—2000年城镇居民收入蓄力起飞,主要源于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建立。2000—2013年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主要受益于改革、人口及入世等红利的叠加效应,加上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特别是新一轮惠农政策启动实施。“十二五”以来,人口红利在逐渐降低,政策性增收效应在减弱,改革又进入“深水区”,对各行业发展有较大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增速有所回落,在高基数上要倍增,就看能否找到新的增收支撑点。
难点三:看能否实现低收入群体的翻番。 低收入群体是整个居民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在实现收入倍增的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几个劣势:低收入群体因重病、残疾、年迈、文化程度低等原因致使其劳动能力低下或丧失,只能从事操作简单的低报酬工种;由于家庭生活负担重、收入基数低资金不足、抗风险能力弱,创收途径相对狭隘且不稳定;低收入家庭生活环境较为闭塞,缺乏就业创收的引导帮扶和自我创业的市场应变能力。因此相对于普通居民来说,低收入群体欠缺实现收入倍增的自身能力、经济基础和条件,是实现居民收入倍增计划亟需关注和解决的瓶颈问题。目前看,主要以城镇低收入者、困难家庭户、农村低收入群体增收问题最为突出,使之成为城乡居民收入倍增的“短板”。
难点四:看能否有效化解物价上涨压力。 居民消费价格(CPI)是反映居民家庭购买消费商品及服务的价格水平变动情况的宏观经济指标,居民收入要扣除CPI上涨因素才能真正反映居民收入实际购买力的增长情况。如果CPI出现剧烈的上涨,将会给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居民家庭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带来较大的冲击,因此保持较为稳定的物价水平是实现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先决条件之一。据住户资资料显示,2011年、2012年、2013年我市城镇居民收入名义增幅分别为12.8%、12.0%、11.1%,农村居民收入名义增幅分别为15.9%、13.2%、11.4%,均实现了较快的增长速度。但2011年的物价指数高达4.7%,创近年来新高,2012年、2013年也有1.9%、1.7%。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城镇居民收入三年实际增幅分别只剩7.7%、9.9%、9.2%,农村居民也仅有10.7%、11.1%、9.5%。
六、城乡居民收入路径建议
路径一: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促进居民增收。 一是只有“做大蛋糕”,才能去谈如何“分好蛋糕”、“共享蛋糕”,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是居民增收的物质基础。要积极培育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在关注经济总量提升的同时,应更加关注发展质量。二是充分发挥我市科技城产业发展优势和特色山水资源优势,突出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加快产业集聚和创新发展,促进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生态农业融合发展,进一步打响区域经济品牌,形成具有我市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三是通过推行“腾笼换鸟”,集中力量扶持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业和产品,淘汰高能耗、高排放、低产出的产业和企业;通过推行“机器换人”,以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实施减员增效;通过推行“电商换市”,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实施商业模式的创新和提升。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为居民收入翻番提供动力源。
路径二:构建全市域城市化,促进居民增收。 一是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市化,城乡居民增收支点也要依靠城市化。通过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市化道路,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多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充分发挥城镇化在集聚人口和经济发展、扩大内需、促进就业上的重要作用。二是始终围绕“以人为本、四化同步、生态文明、文化传承”总体要求,着力构筑以主城区为龙头,以於潜、昌化两个副中心为支点的发展格局,努力拓深发展空间,推进特色镇村建设,破解镇村功能缺位,加强综合环境整治,多管齐下优化人居环境。新型城市化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我市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新支撑点。
路径三:加大扶贫开发力度,促进居民增收。 一是加强全市贫困人口的监测,建立并利用低收入住户调查网络,定期监测贫困户的分布、收入、消费、贫困程度、脱贫状况等情况。二是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提高农村低保标准和补助水平,逐步与城市低保制度接轨,实行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保、按标施保,继续完善农村五保供养制度,稳步提高集中供养率。三是对那些因特殊原因丧失劳动能力或基本无劳动能力的低收入户,应通过救济补助直接增加其收入,保证其基本生活的需要;对那些缺乏生产资料的低收入群体应通过扶贫项目,为其提供生产资料,帮助其发展生产;持续加大对困难群体的教育、医疗、住房等救助扶贫力度,健全和完善政府主导、社会帮扶和自力更生相结合增收机制。
路径四:推进居民收入多元化,促进居民增收。 一要稳步增加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确保企业职工工资增长不低于企业效益增长,行政事业单位人员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幅度不低于居民收入增加幅度。二要大力提高城乡居民经营性收入,为创业开辟绿色通道,提供信贷、税费优惠等政策扶持,积极完善农业龙头企业与生产基地、合作组织、种养大户的利益联结机制,着力提高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三要创造条件让城乡居民拥有更多财产性收入,扩大居民金融投资渠道,着力提高股息、利息、红利等财产性收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完善耕地补偿制度,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着力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四要不断增加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增加社会福利、鼓励慈善等措施,促进国民收入更多地向居民转移。通过多措并举的手段,不断推进居民收入来源多元化,促进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