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认知和中国方案凝聚国际共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今年7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201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1％，可能创下2009年以来的新低。世界贸易组织（WTO）于今年4月将2016年全球贸易增速预期从3.9％下调至2.8％。如果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标志着世界经济出现了战略拐点，8年后的今天世界经济仍然深陷“新平庸”状态。为治理“新平庸”，两股力量非常值得关注和破解：一是各国政府普遍采取了经济干预政策，只是程度上存在差异；二是反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大大延缓了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
在全球化失序的背景下，各国政府如果延续“各扫门前雪”的政策做法，不能以共识和联合行动来提升全球治理的领导力、决策力和执行力，只会导致失序问题进一步恶化。总之，世界经济亟待从“新平庸”向“大稳健”格局转变，迫切需要能够重新赋予世界经济生命与活力的解决方案。在此关键时点上，G20杭州峰会为世界经济提出了一份标本兼治的中国方案。
实践先于理论，中国方案的提出首先得益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久病未愈”的情况下探索前行、真抓实干、率先转型的结果，来源于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深化改革、消除贫困巨大成就的自信总结，为破解世界经济“新平庸”状态提供了中国思路和中国智慧。作为历届峰会中成果最丰富的一届，杭州峰会通过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并核准了《创新增长蓝图》等28份含金量十足的成果文件，决心通过“加强政策协调、创新增长方式、建设更高效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促进更强劲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推动包容和联动式发展”来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新蓝图。这份中国方案蕴含了三个战略基本点：切入点、增长点和制高点，“三点合一”酿制了“杭州共识”。
2.包容发展是“杭州共识”的战略切入点
2009年匹兹堡峰会确立的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具有里程碑意义，然而当前全球基尼系数已高达0.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指出了令“新平庸”状态雪上加霜的事实：“增长一直绕过了许多低收入者并且增加了人们对于全球化的担忧、恶化了改革的政治气候”。为了应对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不平等、不公正问题，杭州峰会第一次将“包容发展”作为崭新的切入点纳入世界经济增长框架。
包容发展的含义包含国内和世界两个层面。在国内层面上，杭州峰会重视保护经济全球化和国内政策实施过程中弱势群体与草根民众的利益，通过关注妇女和青年、支持平等获取资金的机会、创造高质量就业、促进包容的劳动力参与、让中小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等方式实现国内层面的包容发展。在世界层面上，以往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模式存在许多不合理、不公正的弊端，全球化的红利基本都被发达国家攫取，而消极作用则主要由产业链低端的发展中国家承担。“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增长”不应当是“零和博弈”“赢者通吃”，只有占全球人口五分之四的发展中国家也实现包容发展，才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基础。因此，杭州峰会第一次制定落实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致力于让处于全球价值链不同位置上的国家都能发挥自身优势，共享发展机遇。只有当国际经济秩序走向公正合理，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才有了深厚根基；只有当G20的成果和红利扩展到非成员发展中国家，G2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才能够得到提升。
3.创新驱动是“杭州共识”的战略增长点
世界经济为何复苏乏力？是因为当今世界经济已走到了一个关键路口，表现为上一轮科技进步带来的增长动力显著衰减，现有经济治理机制和架构的缺陷逐步显现，而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尚未形成势头。因此，创新是从根本上打开增长之锁的钥匙，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是革命性的。
改革与创新密不可分，创新主要是技术创新，而改革则是体制机制的创新。杭州峰会强调结构性改革对提高生产率、潜在产出以及促进创新增长的关键作用。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实施的大规模宽松甚至是非常规的货币财政刺激措施在短时期内对扭转经济下行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后危机时期的全球低增长困境昭示世人，仅仅依靠需求刺激政策难以推动全球经济摆脱危机并再造繁荣。当前短期需求管理政策工具越来越少、实施空间越来越小，与之相伴的是金融市场风险上升和债务水平提升的阵痛。合理稳健的政策框架应体现短期需求管理政策和长期结构性改革政策的互相配合，提高经济潜在增长能力和失衡调整能力。各国必须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在提振全球需求以支持短期增长的同时，消除供给侧制约以持续提升劳动生产率，拓展生产的边界，释放中长期增长潜力。杭州峰会还确定了结构性改革九大优先领域，制定了48条指导原则，推出了一套包括政策性指标和产出指标的核心指标，为G20各成员推进结构性改革提供参考。
4.国际经济治理新秩序是“杭州共识”的战略制高点
动荡与危机往往是国际经济治理框架进行技术性修正的良机，世界经济“新平庸”状态反映出现行国际经济治理框架已落后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急需重塑国际经济治理新秩序，从战略高度引领全球经济发展新方向。需要指出的是，重塑国际经济治理新秩序不是挑战现有的多边国际治理秩序，而是对现有机制的补充和完善，目标是凝聚更多共识，富有与时俱进的特征。
杭州峰会提出的国际经济治理新秩序具有以下三方面特征：由短期策略向长效机制转变、由单打独斗向联动协调转变、由西方主导向东西方共同主导转变。
首先，国际经济治理新秩序不再是对短期危机的简单回应，而是向确保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转变。“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增长”关注解决深层次、结构性、根本性难题，以创新和可持续的方式推动经济转型。
其次，以往各国单打独斗的经济干预政策往往有以邻为壑的一面，导致了一系列利益冲突和矛盾问题，收窄了世界经济发展空间，最终导致双输的局面。全球经济形势实质性的改变不可能止于单边动作，必须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方政策联动，保持经济治理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协调性，避免负面溢出效应，巩固全球经济复苏基础，实现真正的共同发展。
最后，随着世界经济版图已发生根本性变化，新兴市场经济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从1999年的19%上升到2015年的39%，当前世界经济治理秩序已不能反映多元化的呼声和利益，急需由西方主导向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共同主导转变。杭州峰会主张国际经济治理新秩序要提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成员的话语权，改变其在旧的世界经济治理框架中的“被全球化”地位，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经济增长潜力，实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互利互惠和平等对话，提升世界经济抗风险性，确保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增长能够惠及更多人、得到公众的普遍支持。
5.当好G20的推动者和领跑者
“杭州共识”产生了哪些效应？
一是提高了G20的合法性地位。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组成的G7无力继续承担其大家长角色，世界经济治理秩序开始松动，由西方主导模式向东西方共同主导模式的新秩序转型。然而，当前全球经济治理架构仍无法充分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代表性严重不足，G20仍是一个主要由美国选定成员的大国集权俱乐部，无视小国的国际权利，这也是导致世界经济政治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之一。杭州峰会扩大了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度，为改善全球治理提出建设性的、负责任的且更具包容性的政策，有效减少了宏观经济政策的负面外溢效应，让世界人民都能感到与G20议程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是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促进了自由贸易发展。理论和实践证明，自由贸易在长期可以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惠及所有参与者，但短期难以避免利益不均衡的现象。超过90%的发达国家的失业问题并非自由贸易所致，而是来自于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应当通过国内改革来解决，而不是归罪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杭州峰会重申了自由开放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敦促各成员规避贸易保护主义陷阱，成功制定了《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和全球首个多边投资规则框架《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同时倡议和首创了G20贸易和投资工作组及工作机制，为促进全球贸易投资增长提供了机制保障。
三是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英国新生代国际战略分析家Mark Liona在2016年出版的著作“What does China Think”中，指出西方世界不能仅坚持“西方想法”，必须思考中国在想什么，这种意识在传统的西方社会中是不可能的。Mark Liona新作的动机意在提醒西方必须全面理解中国这一全新的合作伙伴，其是一个多边主义者，是协商谈判机制的倡导者和推动者。
结语
杭州峰会已落下帷幕，中国通过讲述“故事”和“机遇”，很好地诠释了“中国认知”，耐心细致地解读了“中国方案”，为世界经济治理赋予了新内涵。当然，落实“杭州共识”也存在着世界政治形势不确定、增加支出困难重重、改革说易行难等种种挑战，将美好蓝图化为现实图景依然任重道远。每个国家破除“新平庸”状态的解决方案必须根据本国国情及政治经济可行性来具体规划，综合使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政策，对此，中国方案无法提供一种所谓的通用模式，但其提出的世界经济新蓝图、实现路径与原则必定能够鼓舞各国政府凝聚共识，进一步思考本国能够实现的目标和举措。
作者：范黎波 原馨
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