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
近两年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多次强调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在2014年7月8日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在2015年11月23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时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在2015年12月21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又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无疑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而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然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为基础的。所以，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首先要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即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又是马克思用于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方法论。这一方法论原则具体体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一、科学抽象法
科学抽象法包括两个环节：其一是从具体的感性的现实抽象出一般概念，其二是从简单的抽象概念上升到复杂的具体概念从而形成逻辑体系。
马克思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因为任何经济形式，都是由多种因素组成的，是在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中运行的。我们既不能用显微镜去观察经济的细胞形式，也不能用化学试剂去判断各种因素的实际作用。我们只能借助于抽象思维的能力，在分析经济形式时，首先从最简单的规定性开始，暂时撇开更复杂的规定性。当把经济形式的最简单的规定性弄清以后，再把更进一步的规定性考虑进来，即把原来舍象掉的因素引入研究过程，这样，就能逐步达到对于具有丰富规定性和多种因素构成的经济形式的科学认识。这一过程，也就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
科学抽象法的运用，要求对经济范畴的抽象必须适度，也就是说，既要舍象掉与所研究的问题无关紧要的因素，又不能抽象掉与相关问题具有本质联系的因素。
例如，马克思在分析剩余价值的来源时，就撇开了流通领域贱买贵卖的可能，在分析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即工资的决定时，亦排除了资本家压低工资的行为，而是假定劳动力的价格与价值是相等的，即假定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交换是等价的。只有这样，才能在所有商品都遵循等价交换原则的基础上真正揭示剩余价值的来源。
在经济思想史上，亚当?斯密虽然最初提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但那是在假定生产过程中只使用劳动一种稀缺要素得出的结论，这不仅在逻辑上是合理的，在经验上也是与原始蒙昧时期相适应的。因为在那个时期，土地还没有私有，资本也没有积累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当然就成为决定价值或交换比例的唯一因素了。［2］但亚当?斯密紧接着写到，一旦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起来，决定价值的就不再仅仅是劳动一种因素，而是劳动、资本、土地等多种要素了。［3］
李嘉图似乎误解了亚当?斯密的思想和研究方法，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单要素劳动价值论，而否定了亚当?斯密的多要素价值论。［4］但当他试图用劳动价值论直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象，便陷入诸如陈年葡萄酒和橡树中所包含的劳动价值论与平均利润理论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5］后来的经济学家如熊彼特把李嘉图这种将高度抽象的经济模型直接应用于错综复杂的现实世界的倾向称为“李嘉图的恶习”，萨缪尔森称之为“抽象的方法论”，罗纳德?科斯名之为“黑板经济学”。简单地说，李嘉图恶习就是理论和历史的长时期分离。它剥离经济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它是纯粹的演绎推理加上数学公式，完全无视历史、社会学、哲学和制度框架。它是在不现实的、甚至是错误的假定下进行抽象的思考，建立抽象的模型。［6］
总之，科学抽象法的运用要求抽象的概念和逻辑起点必须是来自对普遍存在的现实（具体）的抽象，即从普遍存在的现实中抽象出事物最本质的属性加以研究，然后再逐步引入舍象掉的非本质的因素进行具体的分析，逐步达到思维中的具体。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资本是财富的助推器（助产婆），供给和需求是价值决定不可或缺的两因素，所有这些，本应该一开始就包含在抽象的价值规定中，通过对这些基本要素的分析，揭示出价值决定的一般原理，然后再具体分析这一抽象规定的价值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中具体发挥作用的形式。李嘉图的错误在于一开始就把不该抽象掉的非劳动要素舍象了，或者如托伦斯和马尔萨斯所说，把规律当成了例外，而把例外当成了规律，由此得到的抽象的价值决定模型与现实经济生活必然格格不入。
而令人遗憾的是，在时隔18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国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或标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抑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沾染了“李嘉图恶习”的学者影响恐怕还大有人在，熊彼特所讥讽的那种“绝不可能被驳倒的、除了没有意义之外什么都不缺少的理论”，还充斥各种论著和教科书以及大学讲堂。不克服这种恶习，科学抽象法就会被滥用，抽象的理论就会失去实际应用的价值和科学属性，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就不可能建立起来。
二、矛盾分析法
任何经济范畴都包含着内在的矛盾，由简单的抽象的范畴过渡到复杂的具体的范畴，是通过范畴内部的矛盾运动实现的。因此，矛盾分析构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核心。
矛盾运动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分析矛盾的方法也是多样性的。首先，任何经济范畴都是由一定的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构成的，在分析一定的生产方式时，既不能将反映该生产方式本质特征的社会形式抽象掉，也不能将其物质内容抽象掉，因为没有无内容的形式，也不存在无形式的内容。例如，使用价值是财富的物质内容，价值则是商品经济中财富的社会形式；劳动过程是生产的物质内容，价值形成过程则是商品生产的社会形式。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研究生产关系或者强调要把生产力的研究放在首位的观点，显然割裂了作为生产的物质内容的生产力和作为社会形式的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关系。
其次，矛盾双方的斗争，导致简单抽象的经济范畴转化为复杂具体的经济范畴。比如，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导致商品转化为货币。分析经济范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也就是揭示其内在矛盾的运动过程。
再次，矛盾的双方既互相排斥，又互相依赖，双方以一种妥协的方式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交换过程包含着矛盾的和互相排斥的关系。商品的发展并没有扬弃这些矛盾，而是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一般说来，这就是解决实际矛盾的方法。例如，一个物体不断落向另一个物体又不断离开这一物体，这是一个矛盾。椭圆便是这个矛盾借以实现和解决的运动形式之一。”［7］（图1）
图1 矛盾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略)
最后，复杂的成熟的经济形式所包含的矛盾，是由简单的处于胚胎状态的经济形式所包含的矛盾发展而来的。比如，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就是由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即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演变而来的。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商品这个资本主义经济细胞的矛盾分析，一步步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既然矛盾运动的形式是多样性的，矛盾的解决方式，也就具有多种可能：或者是一方吃掉另一方，如资产阶级战胜封建地主阶级；或者是双方同归于尽，如奴隶和奴隶主阶级；还可能是如前所述，矛盾双方达成妥协，共处于一个统一体内，如前述椭圆的例子或历史上的“合纵联横”、国共统一战线以及一国两制等。
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往往过多地强调对立和斗争在推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而忽略或排斥了同一性或统一性以及和谐与妥协的作用。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开启的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了阶级斗争为纲，以构建和谐社会取代了无产阶级小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我们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应该全面地理解和运用辩证法的精髓，揭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以及制度变迁中的各种矛盾，在寻求解决矛盾的方式时，既要着眼于矛盾双方的对立，从而坚持必要的斗争，又要看到矛盾双方的统一，从而实现必要的妥协，为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理论依据。
三、中介分析法
中介本是标志不同事物之居间联系、亦此亦彼的哲学范畴。中介分析，是揭示客观事物之间普遍联系和相互转化的一个重要的辩证方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通过中间环节而相互过渡，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要真正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8］
中介分析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和方法论体系中占用重要地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比较简单的（抽象的）经济范畴，通过一系列中介环节和内在的矛盾运动，转化为比较复杂的（具体的）经济范畴。比如，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细胞，是《资本论》逻辑体系中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商品的内在矛盾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交换的扩大和加深，使商品本性中潜伏着的这种对立在外部表现出来，这就要求商品价值有一个独立的形式，这个形式是通过商品转化为货币而最终取得的。货币既是商品内在矛盾运动的结果，又是商品价值形式发展的完成形态。个别等价物、特殊等价物和一般等价物，构成这一发展过程的中介环节；它们一方面本身就是商品，另一方面又在不同程度上充当商品的等价形式，而货币不过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马克思以前的经济学家中虽然有些人也承认货币是商品，但是由于他们没有揭示商品的内在矛盾运动以及价值形式的发展，也就是说没有分析商品转化为货币的中介环节，因而不了解商品怎样，为什么、通过什么成为货币。
其二，彼此对立的经济范畴，通过亦此亦彼的中介环节而统一起来。按照价值规律，剩余价值既不能在流通领域产生，又不能离开流通领域而产生。劳动力作为商品进入市场，为价值规律向剩余价值规律的转化提供了媒介。劳动力商品本身有价值，它的买卖可以完全按照价值规律进行。但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使用，即劳动，又能创造超过它自身价值的价值，即剩余价值。正是由于劳动力商品同时具有价值和剩余价值这两重性，因而成为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相互连接、彼此统一的中介环节。
其三，反映直接生产过程本质关系的范畴，以流通为媒介，转化为现象形态的范畴，后者又通过各种权力的抗衡和各阶级、集团力量的竞争而转化为各种特殊的分配形式；与此相应，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以流通过程为媒介转化为剩余价值的分配过程。
总之，中介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具体体现。只有充分认识中介范畴的重要性，全面领略中介分析的奥妙，才能加深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理解。从所有制结构来看，在现实世界中，纯粹的一元化的公有制经济和纯粹的一元化的私有制经济，都已不复存在：资本主义成了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社会主义则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而“混合经济”作为公有制和私有制两种对立制度的统一体，正是介于公有与私有之间的一种中介；从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方式来看，当代资本主义由自由市场经济向有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转化和社会主义经济由纯粹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化，正是反映了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相互融合的趋势，而公有制＋市场，私有制＋计划，恰恰就是这种融合的产物；从收入分配方式来看，中共十六大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是作为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按劳分配与作为资本主义分配原则的按资分配的融合。
四、一般特殊个别的辩证法
一般和个别、普遍和特殊、共性和个性，这是辩证法表示同一系统中同等关系的重要范畴。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曾指出：关于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辩证关系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共性指不同事物的普遍性质；个性指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性质。共性和个性是一切事物固有的本性，每一事物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共性决定事物的基本性质；个性揭示事物之间的差异性。个性体现并丰富着共性。共性只能在个性中存在。任何共性只能大致包括个性，任何个性不能完全被包括在共性之中。共性是一类事物与另一类的区别，而个性是同一类事物中不同个体的区别。
马克思指出：“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地方，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种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9］这里揭示了人类认识事物所遵循的一个普遍规律和思维方式，是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因为受历史的局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所有的范畴，如商品经济、剩余价值、资本、工资、利润、利息、地租等，几乎都被界定为私有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范畴。显然，我们不能把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范畴简单地直接搬用或移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按照一般特殊个别的辩证法和马克思所揭示的最一般的抽象产生的路径，我们必须根据当代资本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对商品生产、生产劳动、资本和剩余价值以及工资、利润、利息地租等范畴的一般属性、特殊属性和个别属性重新加以界定，才能在借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的基础上，构建合乎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这就要求我们：
首先，勿把一般的经济关系和特定的所有制联系在一起。
马克思曾把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看作是私有制经济特有的范畴，未来公有制社会将实行计划经济。而当我们面对现实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同样存在商品货币关系时，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这些范畴就不应再只是在私有制这种特殊形式上加以思考了。既然一种经济关系，如商品货币关系、交换关系既存在于私有制条件下，又存在于公有制条件下，那么，它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就绝不是所有制，更不是私有制，而是所有制以外的某些因素。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强调计划不是社会主义特有的，市场也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中共十四大（1992）才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式确定为改革的目标模式，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明确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然而，一种广为流行的观点认为，马克思当年所设想的计划经济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条件实行计划经济，而不得不实行市场经济。只有将来生产力有了高度发展之后，才能实行计划经济。这种观点仍然没有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式，它很容易成为极左派过早遏制和消灭市场经济的理论依据。
我认为，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可以和不同的所有制结合在一起。如果说人类社会刚刚产生的时候商品货币关系还不存在，但商品货币关系一旦产生就不可能消失，它会随着人类社会永远存在下去。因为市场经济产生于个别劳动同社会劳动的矛盾，而这个矛盾是不会消失的。新中国建立之初，之所以没有搞市场经济而搞了计划经济，是由于当时我们所处的特殊的历史环境：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还没那么突出；二是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的经济封锁；三是我国要建立强大的国防，必须尽快实现工业化。由于这些特殊的原因，当时搞计划经济比搞市场经济是优越的。再加上当时社会分工还不够发达，人们的需求也比较简单，在这种情况下，容易对社会生产实行简单的计划。随着人们的需求越来越复杂，这种简单的计划难以反映客观现实。随着我国工业化的基本实现，那种非均衡的发展应当让位于由市场调节的均衡发展。这样，原来一系列实行计划经济的原因都变成了必须实行市场经济的条件。然而，正是由于我们总是把市场经济这种一般经济关系与特定所有制联系起来，所以使得我们在计划与市场体制的选择上走了几十年的弯路。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时，必须根据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论原则，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和不可替代的作用给予充分的理论证明。
其次，勿把适用于一般商品经济的范畴当作资本主义的特殊范畴。
同样地，马克思也曾经把劳动力商品、资本、剩余价值、利润、利息、地租等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范畴，而当我们面对现实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同样存在的劳动力商品、资本、剩余价值、利润、利息、地租等范畴时，我们就必须对这些范畴的一般属性、特殊属性和个别属性做出更加全面的界定了。事实上，也只有当具有与劳动力商品、资本、剩余价值、工资、利润、利息、地租等经济范畴相同属性的经济关系不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时，对这些经济范畴的属性才能做出更一般的抽象。
下面试对一些政治经济学基本概念从一般、特殊和个别的角度重新加以界定：
就经济规律来说，时间节约和社会总劳动按比例分配规律为一般，价值规律（或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作为一般经济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为特殊，完全竞争市场、完全垄断市场、垄断竞争市场以及指令性计划调节、指导性计划调节和双轨制，分别作为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实现的形式为个别，如图2所示。
图2 经济规律的一般、特殊和个别(略)
就生产方式来说，劳动过程是一般（任何人类社会生产都具有的一般属性），价值形成过程是特殊（与产品经济和计划经济相对应的商品经济），价值增殖过程是个别（可以划分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就生产劳动来说，生产使用价值（包括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即劳务）的劳动是一般，创造价值的劳动是特殊（与自给自足经济中的劳动和计划经济中的劳动相对应），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是个别（可以划分为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社会主义剩余价值）；就经济剩余来说，产出品大于投入品的剩余产品为一般，采取价值形式的剩余产品即剩余价值为特殊，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为个别（相对于由劳动者个人或集体自产自有以及劳动者与资本家共创共有而言）；就资本来说，作为既是投入品又是产出品的物质资本为一般，采取货币或价值形式的资本为特殊，国有、集体、私有资本为个别。
最后，勿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一般对立起来。
一种观点认为：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不同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因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只能是公有制；由此得出进一步的结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0］显然，这种观点不符合马克思一般特殊个别的辩证法。既然现实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就只能根据其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抽象而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是一般和特殊的逻辑关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只能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特殊表现，其所有制结构不应该含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一般规定中所没有的成分。同样，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也是一般和特殊的逻辑关系，后者只是前者的特殊表现形式，而离开社会主义特殊（具体）的表现形式，一般社会主义也不可能存在。［11］
社会主义的一般属性不是先验地决定的，它是根据社会主义的实践抽象出来的，抛开已经解体的前苏联社会主义和已经转向的东欧社会主义不说，既然现实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也就只能根据其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抽象而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17日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的：“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显然，习近平总书记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绝不是100多年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预想中的社会主义，而是现实中活生生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告诉我们，离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特殊的具体形式，不存在抽象的社会主义一般。
五、历史发展的平行四边形
一个半世纪前，马克思根据他对当时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曾预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将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12］
然而，一个半世纪过去了，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当代资本主义已经从单一私有制结构、纯粹市场经济和效率优先的按生产要素分配演变成有一定国有经济成分的混合所有制结构和实行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市场经济以及兼顾平等的二次分配体制，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则按照与资本主义转型相反的路径进行了体制改革和制度变迁。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荷兰的经济学家丁伯根（1961）认为，历史的发展进程将发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异减少，差异减少的原因在于两种制度都向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体制发展、在于两种制度都走向“混合所有制”、在于两种制度下的收入分配体制和差异趋向同一；差异减少到一定程度，两种制度完全融合为一种最优的社会制度。
尽管“趋同论”遭到很多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尖锐批评和完全否定，但其思想却和恩格斯所阐发的历史唯物主义合力论一脉相承。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22日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13］这就是著名的“平行四边形”理论，如图3所示。
图3 历史发展的平行四边形(略)
在中国已经全方位对外开放，已经越来越融入信息化、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在中国与美国、中国与俄罗斯、中国与欧盟正在谋求建立大国之间战略伙伴关系的今天，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未必能一天天好起来，与其空喊社会主义一定要战胜资本主义，不如与资本主义和谐相处，公平竞争，取长补短，看谁能更快更早进入更高、更理想的社会形态。只有这样才能立足中国国情，放眼世界，展望未来，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构建起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为实现“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 和“五大发展理念”，为推进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中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提供科学指导。
六、经济运行的生理学与经济发展的病理学
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并创造《资本论》的最终目的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规律”。马克思把现代社会（即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分为经济运行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前者是指经济现象具有完成形式和处于一定时期内可见到的联系中支配其运动的规律，后者是指这些现象变化的规律、这些现象发展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或者说是支配着一定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在马克思看来，与前一种规律相比，对后一种规律的研究更重要。一个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可以比作该社会的生理学，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可以比作该社会的病理学。运行规律好比描述的是一个人的日常饮食起居；发展规律好比描述的是一个人的生老病死。《资本论》第一卷第2-6篇、第二卷第1-2篇以及第三卷第1-2、4-5篇，所研究的就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其中包括资本（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分配过程，《资本论》第一卷第7篇“资本的积累过程”、《资本论》第二卷第3篇“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以及《资本论》第三卷第3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则是在资本主义运行规律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发展规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该从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两个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研究：前者在发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有研究成果的同时，应更加注重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成果；后者则应该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分析为指导，同时也要借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我扬弃的经验和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如新制度经济学、激进政治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新政治经济学有关制度变迁和转型经济研究的成果。
七、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实现手段的选择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14］
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进一步指出，未来的社会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5］
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指出：“共产主义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16］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曾指出：“最能促进生产的是能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地全面发展、保持和运用自己能力的那种分配方式。”
以上引证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未来社会的目标时，既提到共产主义，又提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的发展。那么，人类社会追求的最终理想，到底是实行生产资料全社会共同占有、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呢，还是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的发展呢？ 笔者认为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因为共产主义也仅仅是一个有限的目标，一旦实现，人类还会朝着更远大的目标迈进；而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的发展，是一个人类只能不断逼进，但永远都不可能最终达到的目标，因而才可能作为我们世世代代为之努力奋斗的最终理想。
1.人类终极目标的内涵
要实现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的发展，人类首先要从自然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要不断地认识自然，了解自然，掌握和尊重自然规律，自觉地适应和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
其次，人类要从人奴役人的制度下解放出来。封建社会以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取代了奴隶对奴隶主的人身依附，是一个历史性进步。资本主义社会使农民摆脱了对土地的依附，成为自由劳动者，这无疑是一个更大的历史性进步。新的更加合理的社会制度，应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能够在更大程度上自由地选择职业和居住地，都能平等地使用各种生产要素参与社会经济生活，根据各自的贡献参与财富的分配，同时能够公平地分享社会进步的一切成果。
最后，人类要从奴役般地服从分工中解放出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的必要劳动时间将不断缩短，剩余劳动时间和闲暇将相应延长，人们不得不做的事情会不断减少，自由支配的时间会相对增加，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成为乐生的需要，人们不必再奴役般地终生从事一种职业，而是在完成了有限的必要劳动后，自由地选择自己所喜欢的任何其他活动，使自己的能力获得全面的发展，从而使整个人类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2.实现终极目标的手段
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设想用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那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私有制使人性异化，导致两极分化、贫富悬殊，阻碍了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的发展，因此，他们主张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用单一的按劳分配代替按生产要素分配。但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本身在马克思那里并不是人类追求的最终目的，它们不过是实现人性复归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手段。而要达到一定的目的，有时可以有多种手段，人们应该在诸种手段之间进行比较，看哪一个手段是最优的——收益最高，成本最低，而不能把其中某一种手段当作目的，既不能为了公有而公有，也不能为了私有而私有，否则就本末倒置，把目的和手段颠倒了。邓小平 “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的论断，虽然带有一定功利主义色彩，但就目的和手段的关系而言，无疑是正确的。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极左的论调显然颠倒了目的和手段的关系。
八、逻辑批判与逻辑一致性原则
近年来，一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者面对西方经济学大举进入高校课堂，一直在抱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了”。［17］这不能把引起人们的思考：从1867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出版至今近150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处于非主流地位并不断遭到主流经济学家的批判，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仍然经久不衰，西方一些著名经济学家还把马克思列入十大经济学家之中，在一些著名媒体评出的千年思想家和千年风云人物，马克思名列榜首或屈居第二；而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中国69年中，马克思主义一直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写进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各个大学都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思想教育、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课程，近些年又普遍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院或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也被教育部列入一级学科，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会被边缘化呢？
这里我们引述马克思的一段话：“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8］那么，理论如何才能彻底呢？首要的一点是必须遵守逻辑一致性原则，也就是说，至少不能存在逻辑矛盾、逻辑悖论、循环论证以及套套逻辑。而判断一个理论是否科学、是否彻底，一是要看其是否存在逻辑悖论，二是要看其能否通过经验验证。用这样的标准来检验一下目前我国流行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能不被边缘化吗？
1.关于价值的社会属性及其与使用价值和供求的关系
流行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方面说价值是一种社会关系，实际上是商品生产者分工生产交换彼此各自劳动产品的关系，可另一方面又断言价值是在生产领域决定的，与交换没有关系，或者说与供求无关，供求决定论是资产阶级庸俗的价值理论。
然而，根据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经济学家普遍认同的价值定义，当商品生产者没有进入交换过程和市场发生任何关系之前，其生产中耗费的劳动只能是一种投入或劳动成本，不能说他的这些劳动已经“抽象地”形成了价值。进一步说，既然价值是由部门间的竞争和供求关系社会地决定的，又何以存在抽象的“价值”向现实的生产价格的转化？
2.关于物质财富与社会财富的关系
流行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方面说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另一方面又说交换价值中不包含任何使用价值的原子。这种观点完全割裂了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关系。
根据马克思生产的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的辩证法，物质财富是社会财富的内容，社会财富是物质财富的形式。流行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只承认配第的名言 “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只适用于作为物质财富的使用价值，而不适用于作为社会财富的价值，这显然割断了物质财富与社会财富的内在联系。
3.关于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
流行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方面坚持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另一方面又承认非劳动要素所有者仅仅凭借其对非劳动要素的所有权而无偿占有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一方面承认在社会主义经济中，非劳动要素对作为物质财富的使用价值的创造做出了贡献，但否认按各种生产要素对价值的创造所做出的贡献进行分配。这种割裂了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关系以及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联系的观点，又怎么能不被边缘化呢？
4. 关于资本、剩余价值和生产劳动的定义
流行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方面说劳动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把劳动与资本对立起来，另一方面又把劳动力当作可变资本，认为剩余价值是可变资本创造的；一方面认为资本、剩余价值、利润、利息、工资等都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范畴，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经济学中又不加任何抽象和重新界定后随意地使用这些范畴；一方面认为私营经济中雇佣劳动者出卖的是劳动力，另一方面认为公有制经济中劳动者是按劳分配；一方面说只有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另一方面又说只要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这种逻辑上自相矛盾的理论能不被边缘化吗？
5.其他似是而非的论断
流行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方面说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另一方面又说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一方面说阶级已经消灭了，另一方面又说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存在；一方面说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落后的，另一方面又说建立在这种落后生产力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即传统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是先进的；一方面说生产的社会化与私人占有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另一方面却将同样存在多元所有制（包括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说成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一方面说资本主义国家下岗工人是失业，另一方面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失业工人是下岗（或待业）；一方面指责资本主义国家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另一方面把中国不断扩大是收入差距说成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方面嘲笑资本主义不断发生经济危机，另一方面把社会主义的经济危机说成是经济波动。
由上述分析可见，被边缘化的只能是上述这些逻辑上自相矛盾、判断标准前后相异、对现实缺乏解释力的空洞的政治经济学教条，而坚持逻辑一致性原则，其基本理论与方法论高度统一，对现实经济问题具有解释力，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但不可能被边缘化，而且会与大量引进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形成强有力的竞争。
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时期，无论是落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还是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适应、把握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抑或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离不开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我国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是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而且是理论经济学的基础学科。然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不仅面临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冲击，也面临着改革开放与发展中的挑战。坚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借鉴现代经济学的科学成果，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用以指导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这是时代赋予我们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使命。
作者：蔡继明 靳卫萍
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