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和合文化的历史脉络和当代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使之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力量。他系统梳理了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中华和合文化的历史脉络，深入阐发了中华和合文化的丰富内涵以及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将中华和合文化运用于治国理政实践中，创造性地传承、弘扬和发展了中华和合文化。

　　中华和合文化的历史渊源

　　纵观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和合”理念代代相传，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中，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甲骨文和金文已经出现“和”“合”二字。“和”的初义是声音相应和谐；“合”的本义是上下唇合拢。殷周之时，“和”与“合”为单一概念，还没有联用。《易经》上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天道、王朝、人事不断变化，各正性命，各得其所，天地万物保持最大的和合、和谐，是普利万物的首要因素，所有邦国都会因此得到稳定和安宁。《尚书》上说，九族和睦了，就可以平理百官族姓，昭明礼仪。百官族姓明理彰义，就能实现天下和谐。《诗经》不仅提出“既且和平，依我磬声”，寄托了对社会和谐的向往，而且还蕴含和乐、和鸾、和旨、和奏、和鸣、和羹等美好理念。

　　“和合”二字联用，构成一个范畴，最早见于《国语·郑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意思是说，商契能把“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五教”加以和合，使百姓安身立命。《国语·郑语》还记述了史伯的“和”“同”言论：和合中包含了不同事物的差异，矛盾多样性的统一，不同的东西彼此和谐才能产生世间万物，完全相同的东西则无所生。

　　春秋战国是一个“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的时代，群雄纷争、列国混战、生灵涂炭，顺理自然地使和谐、和平、和睦、祥和的生活成为人们的美好向往。诸子百家中的不少思想家都阐述了“和合”理念。

　　老子认为万物都包含阴阳两个方面，阴阳相互作用、相互激荡而构成“和”。挫、解、和、同，特别是“和其光”，就能泯灭、消解诸多主观刻意判别亲疏、利害、贵贱等的差异与对立，达到不同而和、万物与我为一的 “玄同”。老子所说的“和”，不是人为刻意之“和”，而是自发、自化的无为之“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顺乎自然就能达到和谐状态。

　　孔子传承、弘扬和发展了“和”的观念。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和”是“礼”的目的，治国处事、礼仪制度，以“和”为价值标准，“礼”是“和”的体现；“礼”是“和”的保障，“以礼节之”是“和为贵”的前提，制礼守礼是“致中和”的条件，“克己（克制欲望）复礼”才能“天下归和”。否则，泛泛而谈“和”，会很容易流于迂腐，成为乡愿，也就成了小人之“同”了。在孔子的“中庸”理念中，蕴含着“过犹不及”“执两用中”“权变”“和”等意思，而“和”则是“中庸”追求的理想境界。孟子继承、弘扬孔子“和”的思想，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将“人和”置于“天时”“地利”之上。正是基于 “人和”观念，他得出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结论。

　　管子将“和”与“合”并举，予以高度重视，《管子·幼官》上说：“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谐，谐习以悉，莫之能伤也。”养兵以道则人民和睦，养兵以德则人民团结。和睦团结就能使力量聚合，聚合就能协调，普遍地协调相聚，谁也不能伤害了。

　　墨子把天下不安定原因归根于父子兄弟结怨仇，有离散之心，“离散不能相和合”。他坚信虽然父子有怨恶、兄弟有冤仇，但父子仍然是父子，兄弟仍然是兄弟，是可以通过和合而消除怨恨的，“和合”能使家庭、群体凝聚。他因此而主张一种有别于儒家“仁政”的“义政”，倡导“兼爱”“和合”“非攻”“尚同”以实现“一同天下之义”。

　　秦汉以来，和合观念得到普遍运用，中华文化也呈现了融合的发展趋势。两汉之际，伴随佛教传入中国，儒道两教融合开始转变为儒佛道三教在冲突中相互融合。隋唐以来，随着天台宗等“中国化佛教”的形成和发展，三教融合趋势更加明显。宋明理学则在前一时期三教融合基础上，将儒佛道优势集于一身，从儒家立场出发完成了三教的融合。在儒佛道融合过程中，不仅入世间的儒家倡导和合，而且出世间的佛道两家也主张和合。“和合”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富生命力的文化内核和因子，“和合”之境也成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美好向往和孜孜以求的理想境界。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儒佛道三教睦邻而居和谐相处的天台山形成了独特的和合文化。不仅在天台山的儒家文化中特别是宗族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和合文化，而且在天台山的佛道文化特别是第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即天台宗以及中国道教南宗中，在“和合二圣”的传说中，在天台山民间文化中，都包含着丰富的和合文化观念。天台山是中华和合文化的圣地，天台山和合文化是中华和合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和合文化的深厚底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这就从宇宙观、国际观、社会观、道德观方面揭示了中华和合文化的深厚底蕴。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习近平说：“琴瑟和鸣，黄钟大吕，这是音律的和谐；青山绿水,山峦峰谷，这是自然的和谐；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天人合一，这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就揭示了天人合一宇宙观的精髓。在中华文明史上，儒家倡导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主张“仁民爱物”，由己及人、由人及物，把仁爱扩展至宇宙万物，“赞天地化育”，“与天地同流”， “与天地和其德”，“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道家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道法自然”，“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同体”。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正是从“天人合一”理念出发，众多思想家强调对天地万物的爱护，倡导以和善、友爱态度对待自然万物，不破坏禽兽草木虫鱼繁殖和生长，反对滥杀滥伐。如孔子的“泛爱众”，朱熹的“物谓禽兽草木，爱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王阳明“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理念。也有一些思想家基于山、水、林、薮、土地为衣食之源、人生之本的认识，主张“保护自然”。

　　协和万邦的国际观。习近平说：“中国人自古就推崇‘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远亲不如近邻’、‘亲望亲好，邻望邻好’、‘国虽大，好战必亡’等和平思想。” “协和万邦”是中华和合文化的核心观念之一，语出《尚书·尧典》。“协和万邦”之“协”的意思是“协调”，目的是“和”。“协和万邦”是为了让不同的人和群各自发挥优势，形成合作、互补，是为了“和合万国”，是为了“保合大和”，实现“万国咸宁”“天下和平”，由家族和谐，扩展到社会和谐，乃至不同邦族之间的和谐。“协和万邦”理念为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所传承与弘扬，并被运用于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上。孟子主张“以德服人”“仁者无敌”“春秋无义战”，倡导王道，反对霸道。他对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强凌弱，众暴寡”“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现实提出严厉的谴责。张载将天地当作一个大家园，把天下人都视为兄弟，将天下万物都看作伙伴，把自己视为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分子，有应尽的责任与义务。

　　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习近平说：“尊老爱幼，夫妻和睦，邻里团结，谅解宽容，与人为善，这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各阶层平等和谐，兼容而不冲突、协作而不对立、制衡而不掣肘、有序而不混乱，这是社会分工和社会内部的和谐。和谐就是指矛盾着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达到统一而出现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自然界内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以及社会内部诸要素之间等诸多元素实现均衡、稳定、有序，相互依存，共生共荣。”这就从矛盾统一的角度阐发了“和而不同”社会观的内涵。纵观中华文明史，“和而不同”是中华传统和合文化的重要理念。“和而不同”意味着君子在人际交往中能够与他人保持和谐友善的关系，但对具体问题的看法却不必苟同于对方；君子之和以公正为原则，做到心底无私，君子尚义尚正，坦坦荡荡。“和而不同”是中国一大治理智慧，它承认社会是由性格、文化、种族、出身等不同的人群组成的，要允许别人与自己不同，并能够合作共事，共同生活，这样就能实现社会和谐。

　　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习近平指出：“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揭示了儒家的核心理念：要实现治国平天下、推进社会和谐，首先必须通过道德的学习和修炼，以启发人的内在良知和自觉，培育和善的道德观。《大学》上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孔子特别强调自省对于养成和善道德观的意义，“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孟子强调要通过“和”与“善”的精神养分培养温和善良、彬彬有礼、内外兼修之人。君子的操守从修养自身开始，必须不断“反求诸己”“为仁由己”，层层向内转，但其目的不在于自我解脱，而在“推己及人”“修己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所以君子之道同时又必须层层向外推，“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只有人人和善、身心和谐、人格完善，才能创造“人和”环境、推进社会和谐。

　　中华和合文化的当代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深入阐发了中华和合文化的内涵，而且深入发掘了中华和合文化的当代价值，将中华和合文化运用于治国理政实践中，创造性地传承发展了中华和合文化。

　　和合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必须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特别是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中，作为“东方文明精髓”的“尚和合”思想，对于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更加突出的意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天然的亲和性。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和谐、友善等直接与“尚和合”相关，而富强、民主、文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等，也都蕴含着“尚和合”的因素，贯穿着和合文化的线索和精髓。中华和合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于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广泛深入地从中华和合文化中汲取丰富的营养。

　　和合文化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思想资源。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这些论述，既体现了生态文明理念的时代精华，也创造性地传承和弘扬了中华和合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的精髓。源远流长的中华和合文化，始终强调作为自然界组成部分的人类应遵循自然界法则，好生以德，与天地万物共生共处，顺应万物生息规律，助其繁荣滋长。建设美丽中国，必须认真汲取、坚守和弘扬“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休养生息”等中华传统和合文化智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和合文化是推进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力量。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关注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构建和谐社会，不仅追求物质条件、经济指标，还要追求“幸福指数”；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谐；不仅追求效率和公平，还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精神生活的充实，追求生命的意义。显然，贯穿和谐社会的核心和主线就是“和合”精神。祈盼和顺、崇尚和美、追求和谐，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高贵品德。古往今来，“人和”理念一直都被有识之士奉为圭臬。“人和”包括了和谐、和睦、和善、祥和等含义，蕴含着和以处众、和衷共济、和谐和美、政通人和等深刻的处世哲学和人生理念。实践反复证明，团结就是力量，人和才能政通。我们要汲取中华和合文化的智慧，以共同目标为价值追求，以“人和”为乐，以团结为贵，以协作为重，和衷共济，营造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关爱的氛围，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祥和的社会生活。当然，“和”并不意味着无原则的“同”，并不意味着抹煞差别，对原则问题应当理直气壮地坚持正确立场。总之，中华传统和合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理念和智慧，应成为处理人际关系、推进社会和谐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

　　和合文化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资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扬弃和超越，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具有共通性，是吸收了外来文化成果、弘扬和发展了中华和合文化精华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貌的全球交往新思想新理念。习近平在多个外交场合强调，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了兼爱非攻、亲仁善邻、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理念；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是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中国人从骨子底里没有侵略别国的文化基因；中国人的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一个合作、普惠、共赢的国际秩序，也是一个包含多种要素的复合型立体架构，涵盖多行为体、多层面、多领域、多疆域，是一个体现“和而不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华和合文化理念的共同体。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人类文明多样性赋予这个世界姹紫嫣红的色彩，多样带来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产生进步。”“文明相处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只有在多样中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这个世界才能丰富多彩、欣欣向荣。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人类历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我们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这就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以“和而不同”理念为重要精神支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将中华和合文化作为重要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