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丝路上最典型的文化符号
参观者在“丝路之绸：起源、传播与交流”特展上仔细观看出土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汉晋时期营盘男尸身上的丝质衣物。
日前，由丝绸之路沿线20个国家的近百名学者参加的“丝路之绸：起源、传播与交流”国际学术报告会在浙江杭州西湖博物馆举行。在这家博物馆的二楼，来自全国27家文博单位的140件（组）文物组成的同名特展，正在用另一种方式无声地演绎着这条沟通东西的丝路。
丝绸之路就是一条“丝绸”之路
7世纪20年代，玄奘离开高昌向西天取经时，侫佛的高昌王麹文泰为他准备了丰厚的行装，包括法服三十套，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以及绫、绢等丝织物五百匹。高昌王还写了二十四封信用来帮助玄奘疏通关系，每封信后附有大绫一匹，以使高昌以西的龟兹等24国让玄奘顺利通过。不过他还是不放心，最后又让玄奘多带了绫绡五百匹，作为重礼献给当时西域的霸主西突厥叶护可汗。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当时丝绸在丝绸之路上扮演的角色不光是一种商品，而且是一种货币，很多大宗贸易就是用丝绸作为货币进行交易的。当时敦煌和吐鲁番一带的马价一般在15匹练左右，较次的约为10匹练，而奴婢的买卖价格有时可达40匹练。所以500匹丝织物是相当奢侈的一笔财产。
在会议上，著名的中亚史学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荣新江就通过玄奘的例子表示，丝绸之路就是一条“丝绸”之路，这也是他提交的论文的题目。
“近些年，与丝绸之路相关的玉石之路、青铜之路甚至香料之路、茶瓷之路被反复提及，以至于许多专家不得不重申，丝绸之路上最本质的贸易商品就是丝绸。随着丝绸之路进来的商品很多，但向外输出最多、最重要的依然是丝绸，以及丝绸背后的文化、技术。丝绸是丝路上最典型的文化符号。”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认为。
此外，来自以色列、土耳其等国的学者分享了中东地区丝路考古的新发现。来自意大利的学者表示，他们发现了十几处世纪前的意大利房屋所绘的壁画，主题是种桑养蚕。来自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的学者则向同行们介绍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进展。从东方到西方，古老而漫长的丝绸之路上那些关于丝绸的历史，正在一点一点被学者“打捞”起来。
丝绸的起源成为关注焦点
在印度与中亚一带，也出土过早期的丝绸实物，但主要是野蚕丝，并未实现家蚕的驯化。所有家蚕丝绸的发现都在中国。在《诗经》中，以桑树为歌咏对象的诗比比皆是。其实在遥远的原始社会，华南、华东，就连华北地区都属于热带和亚热带气候，桑树生长得非常繁茂，给野蚕提供了极好的生存环境。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后，开始利用纺轮工具纺织野生麻和葛纤维。经过多次实践，人们发现野蚕丝又细又牢，于是一种新型的纺织纤维——丝纤维出现了。由于野蚕茧的外壳粗硬，原始人就用石刀或骨刀将蚕茧切开，取蛹为食，扯茧为丝。
1926年，后来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李济在山西夏县的西阴村铲下了第一锹土，这也是中国第一次由中国学者主持进行的考古发掘。非常偶然地，在一堆残陶片和泥土中发现了一颗花生壳似的黑褐色物体，后来证实是一颗被割掉了一半的丝质茧壳。围绕着这半个蚕茧，中外考古学家曾进行了长时期的争论。中国考古学家初步断定这半个桑蚕茧是一种家蚕，说明中国人在史前新石器时代已懂得养蚕抽丝。1928年，李济重访美国时，又特意把这半个蚕茧的标本带去，求助华盛顿的史密森研究院，最后鉴定出这个茧壳属于家蚕的茧壳。
当然，在此之后，关于丝绸在中国的起源有了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证据。浙江省文物研究所副所长刘斌介绍，1958年，吴兴钱三漾遗址，出土了一批距今4200多年的家蚕丝线、丝带和绢片，这是长江流域出现丝绸的最早的实证。1986年他们在余杭的反山良渚文化M23墓地出土了6件3对的饰件，被证明是中国最早的织机构件。“中国人喜欢讲化干戈为玉帛，良渚的用玉礼制那么发达完整，相信帛的生产也非常有规模，在不久的将来应该可以发现更多、更早的丝织品。”他说。
现在业界都承认中国是世界上种桑养蚕最早的国家。桑树的培育已有7000多年的历史。在商代，甲骨文中已出现桑、蚕、丝、帛等字形。到了周代，采桑养蚕已是常见农活。春秋战国时期，桑树已成片栽植。所以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衣帛矣。
丝绸传播包括产品、技术与文化
来自俄罗斯的考古学家汇报了对阿尔泰山西麓的巴泽雷克出土的中国丝织品的研究成果。20世纪中叶，在巴泽雷克游牧民族的墓葬里，发现了绣有凤鸟图案、工艺手法与中国战国楚墓相同的丝织品。后来类似的丝织品在中国新疆吐鲁番的阿拉沟古墓中也有发现，这说明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的公元前5世纪，丝绸已经走向了世界。
来自剑桥的考古学家安娜正在建立丝绸之路沿线丝绸染料的数据库，她称，传统的植物染料染色带有极强的地域性和季节性，缺少长期贮存与运输的可能性；动物与矿物作为染料也有其的局限性，不过，一些昆虫与海洋软体动物都是染料王国的成员。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博士生导师玛丽·路易斯·巴赫是古希腊历史专家，她梳理了中国丝绸在亚里士多德和荷马笔下的演变，试图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丝绸的传播。
多位西方学者提到了丝绸与宗教的关系。他们表示，从7世纪到15世纪，西欧的主要基督教金库都存放着至少上千件进口的丝绸，佛教的经书与经幡也使用了大量精美的丝绸。而在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皇家博物馆工作的西贝尔研究员，一直着迷于15世纪末奥斯曼帝国收藏的中国丝绸。
“从中国传统云气动物纹样在中亚平纹纬锦上的应用，到萨珊波斯的联珠纹大量出现在甘青及新疆的丝绸织锦上，艺术的交流更为直接。”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对青海都兰出土的一张红地簇四云珠日神纹锦情有独钟。这件织锦图案融合了丝绸之路沿途的各种因素，驾车出行的太阳神题材是欧洲的产物，驾车所用的有翼神马乃是希腊神话，联珠纹则是波斯的特征，太阳神的手印和坐姿则是弥勒菩萨的形象，华盖和莲花座等也是佛教艺术中的道具，而织入的汉字“吉”和织造技术则明显来自中原。一件小小的锦，竟融合了地中海、南亚、东亚三大纺织文化圈的艺术风格。
正是因为丝绸研究的独特性，与会学者提出，要绘制更为详尽的丝路之绸地图，建立强大的数据库，使丝路沿线的研究成果能够共享。会议结束后，“国际丝路之绸研究联盟”顺势宣告成立，来自中、英、俄等国的20家机构成为联盟创立者。赵丰多年来坚持赴我国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在一些前人未曾到达的遗址中发掘丝绸文物，他的理想也是把中国丝绸所到达的地方绘成一幅新丝路。“今天丝绸之路早已经超越了它本身的含义，成为文明交流互鉴的典范，目前这幅地图上还有太多空白等待被填充，这次学术盛会仅仅是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