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引领21世纪金融全球化新范式

　　中国成立亚投行,美国和日本起初反对并阻止其他盟友参加,没想到中国的这一倡议得到了欧洲和亚洲大多数国家的响应,意向创始成员国和地区达到51家,基本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会员国数量相一致,一个崭新的以中国为主导的全球化金融格局和全球化经济发展方式开始站在了起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上世纪的金融全球化范式
　　面临终结
　　上世纪的全球金融格局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旧范式,其具体内容有三方面:
　　第一,建立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元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支柱。体现为金本位制度的沿革,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力衰退,英镑与黄金挂钩的英镑汇兑本位制终结。二次大战后美国崛起,确定了以美元兑换黄金、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际货币制度;
　　第二,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美国拥有IMF最大投票权,美国具有一票否决权。IMF的目标主要是维持国际货币的稳定,是一个救助组织,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发生货币金融危机时,它可向该成员国或地区发放贷款,提供援助;
　　第三,成立世界银行,支持基础设施发展,包括马歇尔计划,帮助贫穷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等。这个范式在上世纪50年代前是成功的,因为那时美国经济强劲,美元能够自由兑换黄金,全球经济基本稳定。但20世纪后半期,这个范式就不太成功了,表现在美国经济出现相对衰落,其他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后,美国不负责任了,美元对黄金在1971年脱钩。1974年美国开始允许各国货币对美元汇率自由浮动,美国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基本上就不承担它的大国责任了。
　　在此,旧范式面临终结的原因在于:
　　首先,旧范式市场化原教旨主义的理念导致了全球金融的不稳定。上世纪全球金融体系奉行美国及其西方国家倡导的原教旨主义市场化理念,当新兴经济国家出现货币危机、需要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药方就是遭受危机的新兴国家必须开放市场,必须实行金融自由化改革,必须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50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一药方是不成功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出现货币金融风险,采纳上述药方后,导致自身金融市场不稳定。上世纪70年代的墨西哥金融危机、8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机、80年代后期的日本金融危机、90年代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都证明了旧范式下所谓自由化、全球化是不成功的。
　　接受这种旧范式的结果是,新兴经济体无一幸免受到金融危机的困扰,如1997年时的马来西亚、泰国、印尼、韩国都受重创。所以这套游戏规则看起来合理,实际针对新兴的经济体往往出现灾难性后果。正如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所写:“在俄罗斯和其他市场经济转型的经济体中,全球化和实行市场经济并没有为其带来预期的效果。西方人告诉这些国家,新的经济体系会给他们带来意想不到的繁荣。实际正好相反,新的经济体系给他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贫困。在许多方面,对大部分人来说,事实证明市场经济比他们预计的情况还要糟糕。将由国际经济组织策划的俄罗斯经济转型和由中国人自己策划的中国经济转型相比较,我们发现两者的差距非常明显:199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60%,而到上世纪末期,这个数字正好相反,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0%。与此同时,俄罗斯的贫困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增长,而中国的贫困则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下降。”
　　第二,旧范式下全球化和自由化使新兴经济国家大多数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学术上把新兴经济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归结为劳动力拐点和人口红利的消失,这有一定的道理。更重要的是,新兴经济国家过早被迫实施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金融危机风险,使得新兴国家因资产价格急剧波动而带来财富损失。说得难听点,这是美国以邻为壑的一种机制。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亚洲开发银行统计过,上世纪60年代东亚国家人均GNP与美国比是25%左右,后来出口贸易增长,1997年之前达到60%左右,但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又回到了30%左右,这就是一场资产运作的浩劫。索罗斯在《开放社会》这本书里说,战后国际金融体系就像一个巨大漩涡,漩涡的中心是欧美发达国家,漩涡的边缘是新兴经济国家,边缘国家都会被旋进漩涡。现在,这一套旧范式的恶果又危及到了欧洲。
　　第三,旧范式的国际货币体系因美国经济的衰落存在“特里芬难题”而难以为继。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必须有充足的黄金准备,美元与黄金挂钩,美元就不会超发。但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不再兑换黄金后,美元的稳定只能依靠美国的经济实力和贸易增长,如果美国贸易逆差过大,美元发行就会泛滥,其他国家就会对美元失去信心;如果美国努力减少贸易逆差,恢复其他国家对美元的信心,流向其他国家的美元就会减少,又会造成世界贸易增长的限制。遇到特里芬难题,美元的高估和超级宽松的信贷政策,对美国也是个危害。
　　因此,上世纪自由化、全球化、以布林顿森林体系为轴心的国际金融体系,已在走向终结,虽然还在继续维持,但不能满足全球新的发展要求了。
　　21世纪金融全球化需要新范式
　　习近平总书记倡导“一带一路”,中国成立亚投行和金砖银行,是一种引领21世纪金融全球化的新范式。这种新范式是对美国主导的、名为多边关系实为美国一家对世界其他国家双边关系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与补充。目前有可能带来改革的机遇来到了中国,从中国的GDP、外汇储备,到中国拥有的13亿人的消费市场,同时亚洲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的强大动力,占全球经济的25%、人口的50%以上,并且亚洲国家也需要大量基础设施建设。所以无论从经济增长,还是地缘政治,以及欧亚一体化发展方面,都要求建立一套中国与之融合发展的新的国际金融范式。“一带一路”,开辟从中亚到欧洲的经济联系与贸易往来,推动中国与欧亚经济的合作与融合。
　　这些任务在旧有的范式里是完成不了的,旧的国际金融体系不顺应趋势,这时中国只能在不影响旧范式的前提下,提出新的范式。旧有的那一套明显不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亚投行的出现,以及其他国家的纷纷参与,体现了以中国为主导的21世纪全球金融体系新范式的特点。首先,全球金融与经济合作不以事先建立一种标准为先决条件,而以不出现大的金融动荡为前提,互利共赢。其次,中国放弃一票否决权,在新的范式下真正建立多边关系,尊重全球其他国家的差异性。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虽然中国不是一票否决权,但毕竟还是按一股一票的规则来运作,中国还是大股,按平等决策,中国还是有很大话语权。但这个决策机制不以伤害别人为前提。再次,以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和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为要务。根据亚洲经济发展需要进行金融投资与合作,包括产能转移的互补,中国有产能,亚洲其他国家有需求,这是很好的经济发展契合。
　　具体来说:
　　第一,从实体经济入手,通过亚投行和丝路基金,调动整个区域内的资金,形成中国与亚洲其他经济体共同推动基础设施发展,推动关键领域发展,消除贫困的经济合作的模式。亚投行之所以能得到世界各国的积极反应,关键还在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一致性需要,因为如果它不进入这个体系,就进入不了整个亚洲经济发展的机会,分享不了这个机会。加不加入是要不要这个商机、要不要发展机会的问题。亚洲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一带一路”的建设需要大量的设备和产品,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巨大的商机,意味着经济发展的共同利益,比如德国的制造业、英国的金融市场、俄罗斯的资源、中国的劳动力和资本,有着消费品和初加工产品制造业优势,大家都有所长。这个范式最大的好处是在前进中,在双方都有需求的情况下,形成一种新的国际金融经济合作模式。
　　第二,亚投行、丝路基金将采取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发展模式,国家不分大小,经济不分强弱,相互尊重,遇事共商的合作模式。
　　第三,人民币会逐步国际化,但内涵和美元的国际化不一样,更多的不是一种强扭的货币制度,而是从经济融合的需要出发,基于贸易和服务。中国已是世界贸易第一大国,中国与别国的贸易往来,没有必要非要用第三国货币作为结算货币。无论从规避外汇市场风险的角度,还是从简化外汇兑换成本来看,都应是双边支付关系、认可人民币。人民币币值稳定,这些国家可能用人民币而不用美元结算。人民币国际化,是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以及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联系,而自发派生出来的让其他人认可的、愿意接受的货币形态,有长远发展的基础。
　　第四,遵循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公司治理结构、运行规则、交易方式、理念、标准和规则。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参与国际金融和贸易组织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西方国家担心以中国主导的新金融体系不懂得国际惯例,其实中国也不是一张白纸。中国有符合国际会计准则要求的会计制度;中国也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众多国际金融组织的会员国,对国际规则和最佳实践都有深刻理解;中国也有一整套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当然还需要完善。
　　第五,上海自贸区、粤港澳自贸区、天津自贸区和福建自贸区建立之后,中国会进一步放开外汇管制,允许国际资本自由流动,政府监管实施负面清单,就是与国际接轨。随着亚投行和丝路基金投资项目的推进,在自贸区内的国际融资活动会不断增长,境外投资走出去和境内资本市场开放的有机结合,必将推动中国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