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日记与手稿是他们留给一个时代的思想背影
陈丹青画作《国学研究院》(从左到右：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浙江在线11月30日讯 （钱江晚报记者 郑琳）翻开吴学昭女士的《吴宓与陈寅恪》(增补本)，扉页过后，就是一幅油画。那是陈丹青2001年为清华百年校庆送上的一份贺礼：《国学研究院》。画面上，五位民国时期学者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一字排开，让读者瞬间进入那个时代。
与20多年前的旧版《吴宓与陈寅恪》相比，三联书店的这个“增补版”，在作者吴学昭看来，实际已是完全的改写版。从原来的12万字增到30万字，大量第一手史料，以及各时代对吴宓和陈寅恪的历史见证，都是第一次公之于众。
而卷首的一组彩图，更是“以图证文，以图补文，可称全书的精粹。”陈丹青的油画《国学研究院》，被排在第一张，正是这样一种历史见证。这五人排列的样子，不由让观者想起他们的学术生涯和多舛命运，与那个时代中国动荡的社会历史，而他们的精神遗产则随着社会变革而形成新的历史意义。
“这本书，其实不是为普通的读者准备的。”孙晓林这样评价。确实，假如对陈寅恪和吴宓，对传统文化和哲学没有兴趣，那么此书看起来只是一些繁琐的史料，犹如出土文物。“但是如果读者在这方面原本就有一些积累，熟悉两位先生的作品和思想，那么在看到这些第一手的日记、手稿和各种珍贵材料的时候，就会感受到栩栩如生的形象仿佛立在眼前。”
钱江晚报：《吴宓与陈寅恪》初版于1992年，20多年之后，为何有这样一个增补版？
本书责编孙晓林(以下简称孙)：《吴宓与陈寅恪》初版被列为“清华文丛”的第一本。这本十余万字的“小书”一面世，就引起学术文化界的关注和兴趣，李慎之、周一良、李赋宁、唐振常、葛兆光等等新老学人纷纷发表书评和讨论，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书中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对百年学术思想史的研究颇有价值。
其后，作者吴学昭又不断地收到读者来信，特别是吴宓先生的学生李赋宁、王岷源、何炳棣等古稀之龄的老先生，不但热情支持鼓励，而且希望作者进一步补充新材料，适当的时候再版《吴宓与陈寅恪》的增补本。
1991年，离休后的吴学昭先生全力投入搜集、整理父亲“文革”中备受折磨去世残存的诗文遗稿，20多年来，她长年浸淫于吴宓和陈寅恪的往来诗赋、翰墨书札，参阅了大量同时代学人的文字资料，也查考了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史档案，对吴陈二人的坎坷人生和精神世界有了更加深入细致的观察和思考，强烈感受到这种友谊深不可及的内蕴及其悲剧色彩。对他们内心深处坚守的信仰，传承中国历史文化的襟抱，都有了更深切的体认。同时，文献档案的长期研读，也使她对百年来，国家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剧烈激荡，世局变化下的学术文化、高校教育、知识群体的演化蜕变，都增加了新的收获。经多年准备，才动笔重写“吴宓与陈寅恪”。
钱江晚报：增补版主要增加了哪些内容？
孙：结构上看，初版本原分五章，现在扩充到了九章。原第四章“昆明时期及光复以后(1939至1959年)”析为四章：昆明时期、成都燕大、复员到解放、反右派与反右倾；最后增补了“从社教到文革”一章。整体而言，增补的内容，重点在四十到五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钱江晚报：增补版增加了大量的图片，这些图片有怎样的价值？
孙：初版本只有拼合在书首的十来幅黑白图，新版精选了见证人物命运的百余幅珍贵实物图片，大多是第一次公布于世。在叠经时局动荡的半个多世纪里，这些独具价值的人物照片、诗文手迹、信翰日记等等，竟然能保存至今，完全是一个奇迹。
仅举一例，增补本保留了画家钱绍武先生专为初版本所绘青年吴宓、陈寅恪求学时代的肖像(本书第2页)，又新增了耄耋之年的老画家钱绍武先生特应作者之邀，再次摹画的晚年吴宓和陈寅恪(448页)，四幅肖像传神之至，忠实记录了流逝的岁月和跌宕的人物命运。对比之下，令人感慨万千。
钱江晚报：卷首组图里，陈丹青的《国学研究院》大家比较熟悉，其他编排进去的图片，有什么特别的内涵吗？
孙：这组图可以说是书中的精华，每一张都是精心选择过的。其实，读者如果要理解这些史料的价值，必须要仔细看这些图片上的文字内容。例如，那张表现吴宓文化价值观的“四大世界宗传融合贯通”手泽，把印度佛教，古希腊哲学，古犹太人的犹太教(后来的基督教)，中国的儒学，四大古文明的哲学思想，画成了一张像坐标系一样的小图，用非常简明扼要的文字概括四种宗传思想的内涵，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这图可能是他早年就画下的，在先生的遗物中被发现。看到它，就能看到先生对待四大文明宗传的一贯的理解。
还有像吴宓于1971年12月9日写在日历页上的日记，这一天，他接到陈寅恪三女儿美延的来信，得知自己日夜思念的老友夫妇早已不在人间。当夜辗转复侧不能入寐，起而披衣伏案，写下日记，直至次日凌晨。吴宓与陈寅恪缔交于1919年，吴宓在哈佛演讲“红楼梦新谈”，陈寅恪当晚作《红楼梦新谈题辞》诗一首见赠，1971年12月9日的这篇日记，为两位一代大才半个世纪的因缘画上了句号。
钱江晚报：增补版有30万字，比初版多出一倍多，有哪些重要的内容体现了两位先生的形象？
孙：比如，吴宓筹备并实际主持清华国学院，无疑是其人生中最重要的阶段之一，新版在这一章补充了许多重要内容。1925年初吴宓应清华聘，受命前往主持筹建研究院。开办初期，由吴宓主持的研究院教务会议每月召开一次，并亲做会议记录，本书54—55页就有吴宓亲笔所作研究院教务会议记录。从中看出，身为研究院主任的民主作风，以及他是如何组织研究院的教学工作。正如研究者所说，吴宓既是清华国学院实际规划的主要设计者，更是其开办前期的主持者，他的见解和主张，应予以充分的重视，他的务实作风和实际才干更令今人肃然起敬。
解放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吴宓的思想总结长达八千字，题为《改造思想，站稳立场，勉为人民教师》。虽是公开检讨，亦曲折地表述了他坚守的文化观，认为“中国文化是好的，古今政治是坏的。我们的责任，是在任何阶级统治，任何现实情况之下，去努力保存并发展中国文化之好的部分，好的方面。……但若中国文化灭亡或损失了，那真是万劫不复，不管这灭亡或损失是外国人或是中国人所造成的。”
这段话基本可以看做吴宓终身抱持的文化观念——对华夏文化，信念坚定，从不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