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红头文件”要承担法律后果

新行政诉讼法实施前夕，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中，确认“安徽省政府作出45号通知行为违法”。法院宣布政府“红头文件”无效，这一案件具有里程碑意义。

这份文件，具体内容是要求当地75家烟花爆竹企业限时关闭。安徽省政府认为，这是一次产业调整，有现实需要，但法院判定“不能因此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法槌落下了，并且，这是省级政府在基层法院输了一审，司法表现给人硬气的感觉。

行政诉讼法修法之际，人们对于法院有权审理“红头文件”的新修条款，可能信心不足。有权审理，固然可以让政府坐到法庭上，但案件实质走向也许是另一回事。如今，新法颁布前后很短的时间内，就有了政府败诉的案例，可见审理权限之真实。胜败不是关键，司法的权力并不等同于政府败诉，但能够判决政府败诉，这就是动真格的审理，是法治取得进展的表现。

相较于“民告官”，审理“红头文件”更强势。“红头文件”，即法律、法规、规章以外的政府规范性文件，很大程度上，包含了诸多政府自由裁量的空间。审理“红头文件”，并非针对具体行政行为，而是针对政府的某一项决策，“压力”更大，毕竟，一桩官司的输赢，直接决定了一项政策是否能够继续推行，是关乎“地方大计”的事情。

我们经常听说“决策合法性”，这是抽象的说法，司法环节却是实实在在的审查。一项决策合不合法，以前的主导权多在政府，听证会举办了，民意征集了，合法性就有了，但这些是不是仅仅走形式，其实谁也说不清楚。法院审理，基于法理逻辑，“合法性”获得高度理性化、客观化的展现，有一说一，程序井然。决策合不合法，应受到条分缕析的拷问。

审理是事后进行，但审理权限的存在，必将逼迫政府决策之时，务必提前保持高度克制。人们经常说“一纸红头文件”，说明一些决策之轻率，在纸面上、在办公室里就做了匆匆决定，不调查、不研究，公众利益被简单化对待，容易引起矛盾。有了司法环节的审理，草率决策就要付出代价，决策之前自当谨慎掂量，因为有法律后果。

依法行政，当然是行政方式、手段要依法进行，其实也说明行政权力本身的施展，应当化身为一套法律程式。“一纸红头文件”就定了的事，拍脑袋决定的事，不外乎长官意志。有时候，一些地方政府辩解道，政策意图是好的，“有现实需要”，但百姓未必这么看，百姓看重的是政策的具体内容到底为谁带来了实惠，又有可能侵犯到谁的利益。唯有一套法律程式，让行政权力从一开始，就讲程序、规范，良好的决策意图，可以分解为一个个经得起考验的手段、方式。

这一判决应该不会是孤例。文件背后的决策，不可能是一个人的行为，它是一个部门、一地政府的集体智慧，惟其如此，一项决策的判决，是会引起足够动静的，这对司法、对法院的腰杆有更高要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级法院判决省级政府的“红头文件”无效，几乎可以洞见中国司法改革的现状，这个现状，让人颇具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