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翻译眼中的晚年郭沫若

　　从上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我曾多次为郭沫若先生当过翻译。其中最刻骨铭心的一次，是因为自己不懂《蔡文姬》遭到他的严厉批评。

　　后来我冷静下来，意识到郭老是当代中国著名的作家、诗人、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不少人认为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是继鲁迅之后中国进步文化战线上一面光辉的旗帜。所以他对人要求比较高，而我自己的水平远远不够，他对我的批评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这个全新的认识，帮我真正打掉了怨气。后来再为他当翻译时，思想上没有留下任何阴影。老人家也依旧对我很友善，再未说过一句重话。只是几次提醒我，他年龄大了，耳朵背，说话时速度要慢一点，声音要大一点。

　　孙平化的“洋相”

　　我参加工作不久，就听我国对日工作老前辈孙平化讲过一个他为郭老当口译时出“洋相”的故事。

　　解放初，孙平化随中国代表团访问瑞典，出席斯德哥尔摩世界和平大会，时任政务院(后改为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任代表团团长。先期到达的日本代表团几位老朋友来中国代表团住地拜会，商量双方如何协调配合，共同把大会开好。郭沫若指定早年曾去东京留过几年学的孙平化当翻译。

　　宾主一入座，客人就盛赞郭老，虽国内工作十分繁忙，仍不辞辛苦、不远万里来到北欧，为世界和平事业奔波操劳。郭老边微笑摇头，边说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孙平化不知道怎样把“不要客气”译成日文，心想将这四个汉字倒过来说，也许就成日文了，便喊着“客气不要、客气不要”，客人不知所云，一脸茫然。

　　曾在日本留学、生活多年的郭老急了，告诉他，当翻译切忌不懂装懂，胡编乱造，日语里根本没有这种说法，同时自己说了一句表示“哪里哪里、实不敢当”意思的日文。

　　接着，郭老指着满桌子从北京带去的多种中式糖果点心，请客人品尝，又说了一句“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孙平化自信这回不会再出差错了，便立即重复了郭老刚才说的那句意在表示“哪里哪里、实不敢当”的日文。客人依然不知所云，一脸茫然。

　　郭老一听，连声喊“不对不对”，又自己说了一句意在表示“不用顾虑、不必拘束”的日文。

　　客人起身告别时，再次盛赞起郭老来了。郭老依然边摇头，边说“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孙平化觉得这回绝对不会再出差错了，信心十足地重复了郭老刚才说的那句意在表示“不用顾虑、不必拘束”的日文。

　　这一回，郭老真的来气了，客人一出门，就大声训斥他：日本朋友出于礼貌，讲好话抬举我，我一再表示“哪里哪里、实不敢当”，你却反其道而行之，鼓动他们“不用顾虑、不必拘束”，你到底想干什么！？

　　这个真实故事，局外人听来也许十分可笑，但对我们口译人员却是一个警示：如果用词不当，一句再普通不过的应酬话，也会造成令人啼笑皆非的后果。

　　老孙最后苦笑着说，自从郭老那次真正了解他的日语功底以后，就与他彻底“拜拜”，再也不安排他当口译了。

　　《蔡文姬》风波

　　1959年，郭老新作——话剧《蔡文姬》问世，受到广泛关注。几年后北京人艺将其搬上舞台，更是轰动首都。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如果说郭老几年前发表的《武则天》是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正名的，那么《蔡文姬》就是为枭雄曹操翻案的。

　　那时，一个日本文艺家代表团来访，我被调去当翻译。客人到达北京当晚，接待单位就安排他们去人艺剧场观看《蔡文姬》。由于我对该剧所反映的历史背景特别是蔡文姬这个人物所知不多，加上演员的台词一般性对话比较少，大多是整段整段地背诵古文、古诗，所以翻译只能是勉为其难。

　　几天后，郭老会见这批日本客人。我没有料到话剧《蔡文姬》会成为双方交谈的主要话题，因而事前未做任何准备。

　　主宾一就座，客人就兴奋地告诉郭老，到京当晚，他们全团都去看了《蔡文姬》，深受感动。大家纷纷表示，这是郭老又一部传世佳作，内容精彩，引人入胜，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有人请教郭老，怎样在繁忙的政务工作和社会活动之余完成这部高难度作品的。

　　我十分清楚，尽管郭老先后两次在日本长住，达二十来年，知名度很高，日本知识界对他在文学、历史、考古等领域的诸多成就都有崇敬之心，但这次对《蔡文姬》的溢美之词主要是出于日本人见面时一种特有的礼貌。理由十分简单：陪同他们去剧场看戏并为他们做同声翻译的我，自己都云里雾里，似懂非懂，而听我小声翻译(声音太大会影响其他观众)的他们，怎么可能完全看懂，并作出种种评论呢？

　　然而，郭老本人似乎并不是这样想的。听了客人的称颂后，郭老高兴地表示，感谢各位一到北京就去观看小作《蔡文姬》，并给了这么高的评价，令他感到受之有愧。接着又简要介绍了该剧的主要情节，称该剧高度赞颂了曹操和蔡文姬“忧于天下、乐于天下”的崇高精神。

　　接着，郭老又谈起了相传为博学多才的蔡文姬所作的《胡笳十八拍》。《胡笳十八拍》是乐府琴曲名，为骚体，共18章，一章为一拍，抒写了她为乱军所掳、流入南匈奴的不幸遭遇，以及被赎归汉、与幼子生离死别的矛盾心情。郭老问客人，喜欢其中哪几拍、哪几章？客人脸上一片茫然，全都傻了。见没有人作答，郭老自己从沙发上站起身来，边走边背诵起他自己最喜欢的几拍了。

　　见此情景，我只好轻声对郭老说，今天在座的这几位朋友虽都是日本知名文艺家，但大概没有人熟悉《蔡文姬》，更不用说《胡笳十八拍》了，同时承认，我自己也没有看过《胡笳十八拍》，更不知道怎样翻译了。

　　郭老听后，很不高兴地责问我，你为什么不读《蔡文姬》，不研究《胡笳十八拍》？我说不出原因，只能一再低头认错，表示以后一定设法补上这一课。

　　郭老十分无奈，扫兴地换了一个话题。双方继续谈了个把小时，会见就结束了。

　　送走客人后，我觉得应该留下来当面认个错，赔个不是。没想到郭老根本不容我开口，就没头没脑地把我猛批了一顿：“我一直以为你是归国华侨，后来才知道你是堂堂北京大学的高材生，可却连《胡笳十八拍》也不懂。太不像话了！”

　　我没有回话，但心里不大服气，心想：从我第一次为你当翻译起，你就知道我不是归国华侨，为什么说现在才知道；在北京大学前面加上“堂堂”二字，以及“高材生”这个称谓，显然更是强烈的讽刺。更暗想，除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外，北大能有几个学生读过《蔡文姬》、懂得《胡笳十八拍》？

　　见我一声不吭，郭老就朝会见厅门外走去。我觉得虽然挨了批，还是应该把老人家护送上汽车，就奔出门去。看到在王秘书的照料下，老人家已经坐上汽车，便隔着车窗玻璃招手送行。万万没有想到，老人家竟特地推开车门，走下车来，生气地用手指着我的鼻子说了一句狠话：“你还差得远呢！”

　　这句话着实使我痛苦了好一阵子。心想自己那天虽然翻译不顺，没有完成任务，但主动留下来认错，甚至受到批评后还特地来送行致意，难道也是错的吗？

　　回到外交部后，我向领导作了汇报。领导可能是为了宽慰我，也可能自己心里有些看法，便开玩笑说，算啦，谁让你是个男孩呢，你要是一个女孩，可能就不会遭此厄运了。

　　我并未把这句玩笑话当真，而是一直在想，以前几次翻译，郭老对我都很亲切、友善，为什么这次那么生气呢？想了几天，才意识到，真正的原因是，自己确实“还差得远”。这么一想，我就开始平静和释然了。

　　每见客人必谈《沁园春·雪》

　　“文革”期间，郭老是毛主席指示要重点保护的少数对象之一，对他不准指名批判，不准抄家，不准限制人身自由，不准强令做这做那。但作为一个翻译，我从他的态度、言谈中还是能感受到，他的日子是难过的，心情是很不舒畅的。

　　“文革”开始不久，他就违心地当众表示，自己以往几十年所写的一大堆东西，大都是“封资修毒草”，应该统统烧掉。他甚至违心地写过一些称颂和批判性的诗歌和杂文。但这些并没能改变他实际上“靠边站”的命运，没能得到他渴望的畅所欲言、自由创作的权利。

　　那时，周总理会见一些日本文艺界客人时，大都只有两个人到场陪见，郭老是其中之一。

　　安排座位时，这两位陪客每次都会相互谦让一番，让对方坐在靠近周总理的位置上，不过这种谦让之意从不使用语言，全是用动作来表示的。最后往往是总理表态：“郭老，你年岁大，你就坐下吧。”

　　几次陪见，两个人自始至终都一个表情，相互之间不交一语，总理问话时，他们也只简单回答是或不是，余不多言。这种场合，连总理和郭老之间也很少交谈。

　　周总理还多次安排郭老出面会见日本客人，因为能够出面的其他领导人大都被打倒或不准会见外宾了。

　　每次会见时，郭老谈话的主要内容几乎都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宣讲毛主席的几首诗词。其中，《沁园春·雪》更是他每次着重宣讲的经典。他一再断言，这是中国诗词史上空前绝后的不朽之作。

　　他分析，此词前半部分全是写景的，其气势之磅礴，描绘之神奇，可说前无古人；后半部分则全是写人的，其气势之宏伟，比喻之精妙，更是后无来者。他强调，除出众的诗才外，只有拥有毛主席这样的生活、斗争阅历的伟人，才能写出如此大气磅礴、傲视群雄的惊世之作。

　　我汲取了几年前翻译《蔡文姬》的教训，事先将《沁园春·雪》的原文和译文背得滚瓜烂熟。一听他开始宣讲，就主动向他建议：是否先由我用两种语言大声背诵一遍，您再作分析、评论，这样效果可能更好一些。郭老每次都表示赞同和满意。

　　实话实说，通过他的讲解，我真切地感受到，他绝不是表面恭维，而是真心实意、由衷地喜爱和赞颂《沁园春·雪》的。不过每次都说相同的内容，难免会使我想到，他这样做，肯定还有其更深层次的苦衷吧。因为除此之外，他还能对日本朋友说些什么呢？说自己的作品吧，他早已宣布那些几乎全是“毒草”，应该统统烧掉；说当今中国文艺界现状吧，除了几个样板戏，也是一片空白、一无所有；说“四人帮”鼓吹的那套文艺谬论吧，他肯定是非常不愿意说这种蠢话的。他也曾顺应时代“潮流”，以所谓阶级分析的方法写过一本书，评述他最熟悉的李白和杜甫，结果却少有人问津。一些唐诗名家更认为，这种不伦不类的东西毫无学术价值可言。

　　给郭老讲“社会新闻”

　　“文革”初期的一天，郭老让王秘书通知我，尽快到他家里去一次。我以为郭老要在家里会客，赶紧换装前往。

　　谁知，那天下午，除两个服务人员外，宽敞的家里只有他和夫人于立群在客厅里等着。我进门便问有什么事要我去办，郭老夫妇先是让我坐下，又表示今天没有什么事情要办，只想随便找我聊聊天、解解闷。

　　我问聊什么呢，郭老说：你就说说最近的社会新闻吧，民间的“小道消息”也可以，比如谁谁谁被打倒、抄家啦，哪里哪里发生武斗、死了多少人啦等等。于女士也说，她本来身体就不好，常年不外出，现在更是闭塞极了。郭老说：你这个翻译同志消息灵通，对人也很热情，知道的事情又多，所以才商量把你请到家里来的。

　　我做梦也不曾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怪事：一位担任要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世界闻名的大学者，要请我这个无名的小字辈去介绍社会新闻和“小道消息”。同时，我也真被这对老夫妇的信任和诚意打动了。

　　我尽自己所知，一口气说了一个多小时。所谈内容早已毫无印象了，只记得两位老人像听新鲜故事一样，静静听着，并不时发问。我也像面对记者提问似的，一一作了回答。记得他们最关心的，是当时被打倒和留在台上的一些头面人物的情况。

　　告别时，老夫妇特意领我去看了一下客厅后面于女士专用的练字、绘画室。我不懂书法，只觉得字写得特别秀美。我问她写的是什么体，郭老抢着回答：这还用问吗，当然是郭体喽！于女士摇摇头，笑着说，其实不是，他硬说郭体就算郭体吧。

　　后来让我一直后悔不已的是，那天没有厚着脸皮，向他们讨要一幅字或者一幅画，留作永久纪念。我想，当时情境下如果自己开口，这对老夫妇肯定不会让我失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