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课堂》影评：谐剧式的教育者和他的谐剧时代

　　许多关于“弱势群体”的故事片成为“弱势群体”这一指称本身所预设的“拯救”主题的简单操练；与之相对的是另一类对于边远乡村的诗学想象，它们可能会被冠以“苦难诗学”的名义大加鞭挞。这让类似题材的故事片越来越难拍。除非作者能够认识到问题的某种本质。我们来看第二届浙江青年电影节参展影片《一个人的课堂》。

　　在问题戏剧的语境中，没有什么比儿童更能显示教育的本质。从戏剧角度而言，“留守儿童”问题可能是最后一个可供我们反思教育本质的“前现代”的戏剧场景了。如今人们对留守儿童已经不再陌生和惊讶。人们普遍相信，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从属于社会机制的改良(譬如横跨城乡、蓬勃开展的“新村”建设)，因而只是暂时的。至于他们的教育问题则是排在第二位的事情。何况完善的、公式化的城市教育体制已经给人们提供了可供复制的答案。在城市教育中，诸多举措的“数据有效性”舒缓了人们的神经：公式化的升学率方案如此稳定可靠，父母和老师的角色都变得模糊和被动，仿佛教育问题已经没有戏剧性的紧迫感可言。当人们开始关注留守儿童时，他们的神经可能早已麻木，这让他们的关注流于水平，并且离问题的本质越来越远。影片《一个人的课堂》在结尾打出字幕，表明这部电影是关于留守儿童的。但影片的主角显然不是儿童，留守儿童问题被作为一个教育者的遭遇来展示。不同于新闻报道和纪录片手法的镜头美学策略(失学儿童的“大眼睛”特写)，儿童在本片中趋向于沉默，这显示了一种戏剧式的反思品格，也是本片的戏剧性所在。在许多戏剧行动中，儿童的功能都是类似的。戏剧行动中的儿童有一种天然的“沉默”特性，他们的在场往往指向戏剧行动的原因，而他们本身却不需要过多地参与。让儿童创造奇迹，或者让儿童特立独行，这并不适用于严肃的主题。类似的设计很容易让人想到宗教上去(如查尔斯·劳顿执导的《猎人之夜》中的小兄妹)。没有什么行动能够比儿童的沉默更能打动人心了。我们将在影片中看到：留守儿童们一个个地消失不见，最终只剩下一个。如果导演不做妥协的话，这仅剩的一个儿童也将缺席。在这一点上，影片富有谐趣的笔调中透着一股冷酷的敏锐，催人反思而不是催人泪下。它讲故事的方式让那些敏感的观众联想到的，可能不是《美丽的大脚》，不是《凤凰琴》，甚至不是《一个都不能少》，而是《童年在瑞金》(黄军，1989)。在以往，“休克体验”对于观众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然而如今“休克”对于观影体验而言往往是灾难性的。《童年在瑞金》那部影片给观众的休克体验可能正是本片导演所要努力避免的，然而我们还是心有余悸。不必追问导演是否因此“降格以求”，总之导演将叙事的重心转向了留守儿童教育的师资问题，并以此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原生教育环境的衰败和消失。

　　影片中，西甲村正在逐渐成为一个死村。缺少非农工作技能的老人、小孩和家庭主妇维持着这个村子日渐凋敝的日常生活。村里的小学只剩下了几个学生，并且最终只剩下一个。我们从影片中得到的好消息是，有些学生为了更好地接受教育而转学去了县里或者城里的学校。(他们面临着另外的新的问题。)这让村小学所剩的唯一的老师宋文化的处境显得有些尴尬，并且让宋文化的坚守显得荒谬。感谢孙海英精彩的表演，他很可能为本片的作者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宋文化是个充满谐趣的乡村知识分子，带点孔乙己和范进的味道。他做了36年的代课老师，工资少得可怜。但他看重36年所积累起来的荣誉，(他承认那是一些小事情，但他认为足以配称得上荣誉，)并以孔夫子自比。他的愿望是尽快转正，并为此“纸上谈兵”(买不起)地去学习电脑。但他最终连打字也没学会。考场上，他在电脑面前不知所措，基本交了白卷，并瘫在地上。他也因此错过了最后一次转正的机会，并在不久后被一位大学生取代，做了农民。我们可能会像他老婆一样惋惜或嘲笑他早已被时代淘汰却不自知，但真正理解他所做的事情的人就不会觉得他荒谬。无论剩下几个学生，他照例一本正经地打铃，一本正经地举行升旗仪式，一本正经的朗读课文，既庄重又仓促，如一场扮演——他在以代课者的身份扮演教师。打铃的工具是一根乡下人家锁大门用的旧穿铤，鼻子已经缺损，铃铛则是一截铁轨，俯拍的全景镜头中的残砖败瓦让升旗仪式显得十分萧索而讽刺。但他并不为学生的流失和乡村的凋敝而烦扰，(那是上面的事，他管不了，)即便他的超然是基于一种扮演，我们仍然为他的超然感到惊讶：他的信念与他的私心不分彼此，这让他显得笨拙。新来的那个大学生老师在高谈人生理想后偷偷溜走，这种人显得可笑。(宋文化最终证明他的方式更接近教育的本质。)宋文化以私心为他的信念辩护，正是这一点让他与这个“以信念为私心辩护”的时代格格不入。这一点足以打退一切苦难诗学的指责，并让谐剧精神占领这部影片。大学生老师溜走之后，上级领导又来求他继续代课，他坚辞不就，认为自己的荣誉受到了损害。他们打算去广州投奔女儿，打工为生。但在车站他让老婆一个人先去。最终，他把最后一个学生送入初中后去广州做了一名城市地下管道维修工。他再次证明了他的“多能鄙事”。

　　我们发现，故事从头到尾，是一名“无身份”的教育者在从事着只有他才能胜任的教育工作。而整个充满谐剧精神的故事中，并没有太多的外部因素的干扰。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架空”的故事，类似于一个家庭教育的场景。(但那些代课老师的处境甚至他们的故事确实是十分真实地存在于现实之中的。正如伊朗电影《黑板》是个纯写实的故事却给人“超现实”的感觉，这部电影也如此。)与成人不同，儿童天然地要求一种原生性的教育环境，唯有在儿童身上，人们才普遍承认：教育问题有其不能妥协之处。如果儿童有可能下降到最低，那么教育者也就必须回归到父亲(或母亲)的角色。“留守儿童”这一群体最终会消失，留守乡村最终大概也会消失，而先于它们消失的，是原生的教育环境，和那些“无身份”的教育者，这首先指的是留守儿童的父母们——对他们和他们的子女而言，无论什么样的时代，家庭都是“一个人的课堂”。如果他们的身份继续如“宋文化”一样越来越模糊，这个“一个人的课堂”最终会消失。宋文化的故事只是这一过程的一个尾声、一个回声。文明的信念是可疑的，文明的进程也是不稳定的。原生教育的问题不会消失，教育者的问题也不会消失。这些问题关系到家庭教育的特性，关系到教育者的载道和传道精神，关系到教育的本质。社会的进程正把这三者分割、消灭。影片《一个人的课堂》抓住这一过渡性的社会进程的尾巴，给我们所有人提了一句忠告。它是谐剧式的，我们应该听出它的弦外之音。这让我们再次想到曾在开头提到的放映于1989年的电影《童年在瑞金》，那时还没有“留守儿童”这个词，困境仅仅是经济问题，因此那是一个近乎绝望的故事。它处处显示着一种艰难的、随时可能被摧毁的教育的处境。它包含了《一个人的课堂》所讲述的故事，但又完全对立：文老师最终出嫁；平平升入初中，走出大山；但除此之外所有的孩子都滑入了未知命运的深渊。命运是不可摧毁之物的终极体现，它自然地指向悲剧：平平离村入学那天，细雨绵绵；杠杠披蓑戴笠在对面的山梁上放羊，他对平平喊一声“看我的眼力！”，用他喜爱的弹弓在平平的油纸伞上打了一个洞，以这种令人百感交集的方式向平平告别；平平远远看看杠杠，拿出一张纸垫在伞洞上。被命运摆布的人不需要教育者。毫无疑问，就戏剧性而言，《童年在瑞金》更有力量，儿童的集体沉默最后演变成可怖的梦呓，家庭成为他们的梦魇。它在当时就有苦剧的味道，如今则恐怕更超出了观众的想象力和承受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的课堂》更有希望被现在的观众所理解和接受。这是一个谐剧的时代：教育触手可得，支教充满欢乐，慈善关爱一切。然而教育问题的本质不在于经济问题，也无法在社会学范畴内找到答案。在这一点上，《一个人的课堂》所触及的问题虽然无法像《童年在瑞金》一样令人震惊，但却也无法用一个简单的答案敷衍过关。在这些问题面前，人们可能宁愿休克，也不愿思考。但愿本片不是枉做了牛虻。 李光柱(浙江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