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永新《一个人的文学史》，记录三十年文学之变和他的看法

　　《一个人的文学史》——这本书，说小很小，因为说的只是一个人与其他人的故事。说大也很大，因为内容几乎涉及到30多年来的中国文学现场。

　　无论如何，它都沉甸甸。这部书里呈现了大量血肉丰满的第一手资料，那些手写书信，那些字里行间，是推心置腹、君子之交、华山论剑。

　　《一个人的文学史》，起先是《收获》主编程永新从1983年始的文学职业生涯的记录，2007年出过第一版，内容主要汇集了几十年间作家们的书信、程永新与作家们的访谈以及他的评论文字。这次重新修订，换了三分之一的内容，增加了篇幅，上册主要是作家朋友们的书信，下册主要是他的评论文字，为增强现场感和生动性，他还把网络上与作家的交流内容收了进来，例如微博微信。

　　这个有心人，保留下来一些关于文学的书信，也替这些年的中国当代文学保留下了一点当年体温。

　　钱江晚报：这些信件是您有意识保留下来的吗？

　　程永新：我大学毕业后一直在编辑部工作，所有的信件都保存在一个柜子里。当时并非是想好日后准备编书用的，只是个人的一个习惯，喜欢把东西整理妥帖。挑选信件的标准只有一个：与文学有关，对文学史有研究价值。这次修订，我拿掉了若干与文学不是那么有关的信件。

　　钱江晚报：《一个人的文学史》，从1983年记录到了2009年，如今十年过去了，您作为一位观察者和推动者，可以说说那些依然在场的作家，和那些已经退场的作家为什么在场，为什么离场了，您觉得其中有共同的原因吗？

　　程永新：你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离场与在场，我就以自己为例来说吧，上世纪八十年代，下了班我就躲在一个小阁楼里拼命写作，那时候的理想就是成为一个好作家。但编辑工作与写作是有矛盾的，《收获》编辑部的传统也不鼓励编辑写作。久而久之，可能就懈怠了。写作是孤独而寂寞的长跑，它需要意志力和耐力，我天性懒散，心思也不够专注，有时觉得一切好像都是命数。

　　那些离场的人也许各有各的原因，但在场的作家一定是具备意志力和耐力的人，像莫言、王安忆、格非、迟子建等一批好作家，都是经历过一次次的蜕变才走到今天的。余华从《活着》就开始了转型。那是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是经过深入思考后的明智选择，很多人无法完成转身，就是因为没有抓住历史的节点。

　　钱江晚报：现在大家说的“网络作家”跟《收获》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走得近吗？

　　程永新：其实我们很关注网络文学，以前我们也发过安妮宝贝、慕容雪村、孙睿等人的作品。我女儿12岁，她们已经在读南派三叔和唐家三少，你没办法忽视网络文学。网络文学中大部分不行，但也有行的，像猫腻的文字就比较好，《琅琊榜》的故事无疑编得很出色。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一直期待《收获》上出现刘慈欣的小说。为什么？我们希望《收获》是文学的大海。

　　钱江晚报：如今假设您遇到了一个有点文学才华的青年，会劝他一门心思将文学进行到底吗？

　　程永新：不会。文学狭窄的道路上已经非常拥挤了。生活中可以干的事情太多了，你无论干什么，文学修养都是有用的，它是精神维生素。相反，我倒是经常劝没有很大上升空间的人不要写了，除非是写作者异常执拗，俗话说一根筋，那我就祝福他。

　　钱江晚报：您和作家们的通信中，您有毫不留情的批判态度，当时中国文坛评论界的风气比今天好吗？有作家因为您的批评而跟您翻脸的吗？

　　程永新：作家朋友都是我的良师益友，在切磋交流中假如我不说真话，那就对不起朋友，也对不起这个岗位。《收获》的传统是巴金确立的，把心交给读者，也要把心交给作者。当时文坛评论界的风气确实比现在要好，大部分作家都沟通得非常好。

　　钱江晚报：看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皮皮等人给您的信，能感觉到当时作家们面对文学潮流变化的不适感，还有迷惘，一时先锋实验起劲，一时又要“回到生活”，连1996年毕飞宇给您的信中，也谈到要回到现实主义，正视当下生活，您是怎么看待这种文学上的变化的？

　　程永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恰好是一个历史的节点，对很多作家来说都面临着审视文学审视自己的问题。早年我与飞宇见面，其实也谈现代主义作品，我理解，飞宇在1996年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觉得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更适合他的气质，之后他能写出《玉米》《青衣》《平原》一直到《推拿》，是一个作家经过深入思考给自己找到一个恰当的写作策略所致。苏童讲过，写作就是在黑暗中寻找那根灯绳，找到那根灯绳，满屋就霎时透亮了。

　　钱江晚报：读贾老师（平凹）给您的信，情真意切，大有与您相见恨晚之意，他的信一直写到了2012年《带灯》发表期间，后面你俩还有书信吗？

　　程永新：老贾是个非常善良非常有灵性的作家，我们拥有非常深的私人感情，以前我们用书信来往，现在他也会用短信与我交流。我到西安，他再忙应酬再多，也要陪我坐坐聊聊。老贾的字都是有价码的，可我已记不清他送过我多少幅字了。我有什么私事比如给女儿起名啥的也会去请教他。老贾是我非常尊重敬佩的作家。

　　钱江晚报：看到早年王朔给您的信，性格也是鲜明的王朔腔调，谈到《顽主》的小说名字，好像后来是您改的？他也是特别信任您吧。

　　程永新：《顽主》原来的名字叫《五花肉》，当时我送审已经过了，但我觉得这题目不好，就与王朔商量，后来他自己拟了三个题目，我挑中了《顽主》。小说一发表，在北京文学圈就引起了轰动。

　　王朔是一个非常讲义气的人，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们编辑部几个人去北京组稿，他那时已经组建了影视公司，他在长城饭店请客，把史铁生、刘震云、余华、林白一帮作家都叫来了，这样我们就很省心，不用在偌大的北京一个个找了，贴心吧？王朔还有一件事也让人感动，《钟山》副主编范小天下海找他帮忙，他二话不说，无私地帮了小天很多。

　　钱江晚报：您觉得王朔还会继续写小说吗？

　　程永新：据可靠渠道的消息，朔爷正在写长篇，而且还是大体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