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浪屿申遗：就像9年浪漫恋爱 保护路更长更远

　　对于参与了鼓浪屿申遗工作的人来说，7月8日注定是值得铭记一生的日子。那天，在波兰克拉科夫举行的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成功通过审议，成为中国第36处世界文化遗产、第52处世界遗产。

　　7月28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与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北京史家胡同博物馆举办了第二期“遗产之桥”媒体沙龙。沙龙邀请鼓浪屿申报世界遗产文本编写及技术咨询团队成员魏青、鼓浪屿常住居民董启农、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管理中心副主任蔡松荣及长期在厦门从事文化遗产传承工作的不辍旧物馆联合创始人李芝颖等嘉宾，分享了鼓浪屿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过去：申遗的历程和思考

　　魏青准备了65页PPT，循序渐进地抛出“鼓浪屿凭借什么申遗”“当地为什么希望鼓浪屿申遗”“鼓浪屿的遗产保护问题怎么从技术角度解决”等问题与大家进行探讨。

　　团队在申遗的8年时间里，主要承担了前期遗产资源调查和文献研究、价值主题研究和比较分析、申报文本编写、遗产地保护管理规划编制及实施，日本领事馆、廖宅等部分遗产要素保护工程勘察设计、遗产价值阐释展示工程规划和实施、历史环境整治工程的技术咨询，以及台风灾害之后紧急抢救保护工作现场指导等。

　　“从鼓浪屿的建筑风格上就能看出，不同国家在鼓浪屿投射出的多元文化。”魏青介绍到，根据团队的调查统计，建筑风格纷繁多样，有诸如岭南大厝民居、古典复兴风格、哥特式、蒙萨屋顶、美国乡村别墅风格、半木风格等。如果没被19世纪末的全球化浪潮裹挟进湍流中，鼓浪屿的渔村风貌可能会持续更久。

　　“19世纪中后期，鼓浪屿还保留着非常传统的闽南渔村风貌。到19世纪晚期，鼓浪屿就开始像我们说到的澳门地区一样形成了很多西式的社区场景。”魏青介绍道。

　　“实际上，16世纪时，厦门就已经成为重要的海外贸易交流中心。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13个国家均在鼓浪屿设立领事馆。到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文化带来了包括宗教、生活、科学技术，鼓浪屿逐渐被改造，生活场景也开始变样。

　　“到20世纪初，回到岛上生活的华人华侨回应早期西方人留下来的思想观念，他们建立了教会教堂、接手西方教学、医疗体系。

　　“但鼓浪屿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分布在东南亚太地区的闽南文化族群，对中国东南沿海等地在社会、政治、经济上形成了非常广的保护。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复杂性可见一斑。

　　“作为一个居民社区，鼓浪屿是一个生活场所，它能够从各个层面体现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对话交流，“希望这个岛继续延续生活空间的功能。除此之外，不同街区保留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特色和不同文化下碰撞出来的产物，比如建筑园林等，还有这里开放、包容的状态和对艺术的追求，都是需要去保护的。”魏青说。

　　上世纪80年代后，当地政府希望打文化牌，发展旅游业，迁出了大量工厂、学校和医院。旅游业迅猛发展，而生活社区的形态却在逐渐衰退。

　　“在我们开始接触申遗工作时，感受到当地对遗产保护的期待，这是我们后来能建立遗产保护共识的基础。”魏青讲道。

　　对于咨询团队来说，他们希望申遗成功也是出于三个方面的考量：出于对鼓浪屿文化价值的理解，希望把这个对全世界都有特殊意义的小岛推到世界的舞台上去；社区居民保护鼓浪屿的强烈意愿；希望通过申报一个以生活社区为特点的遗产，来做当下中国保护文化遗产的典型案例。

　　申报过程中，咨询团队也确实考虑到鼓浪屿生活社区的特点，在整治治理时并没有大拆大建，而是采取“微整治”的模式，“比如在19世纪中期的协和礼拜堂和19世纪末期的天主堂中间有个医院的附属建筑，在这个建筑被拆掉后，外来文化就很清晰完整浮现出来了。”魏青介绍说。

　　现在：岛民有话说

　　申遗成功那一天，董启农和蔡松荣组织鼓浪屿的老居民举办了一场家庭音乐会，当用手机在微信上看到从申遗现场发过来的“过了”两字时，董启农大声说：“成功了！申遗成功了！”随即，大家欢呼雀跃，唱起《鼓浪屿之歌》，拿起手里的乐器演奏起来。

　　“绝大部分老百姓对申遗成功都感到非常高兴和欣慰，因为我们认为老祖宗开拓创造下来的这么一个历史国际社区，它的文化价值得到了国际社会认可。”董启农说。

　　但董启农也看到，并不是所有人都为鼓浪屿申遗感到兴奋，有人认为原住民的迁出是在“逃离鼓浪屿”，董启农不这样看待。在岛上生活了67年的他，见证了厦门政府落实华侨私房政策后，华侨们纷纷搬到政府建设的安置房，“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2008年10月2日，厦门市政府启动了申遗工作，也是在这一年年底，《鼓浪屿家庭旅馆管理办法》出台。董启农认为，当房屋得到合理使用时，才能起到保护作用，所以发动居民力量扶持家庭旅馆是很正确的做法，让老百姓在使用这些房屋的时候修旧如旧，保持它的历史风貌。

　　“有人把家庭旅馆看做洪水猛兽，完全不是这回事。如果有一两家出现问题，那就加强监管嘛，叫他整改嘛，发现什么问题就及时解决掉。我们还成立了鼓浪屿家庭旅馆商家协会，这也是全国第一家。”董启农说。

　　董启农认为，历史国际社区的精神是包容、博爱。迅猛发展的旅游业，也吸引了很多外乡人来这里工作，吸引更多的人爱护小岛、融入小岛，共同建设小岛。

　　“申遗专家上岛考察前一天，恰巧赶上了莫兰蒂台风来袭。17级的台风啊，把百年大榕树都连根拔起，倒了3000多棵，有2000多人参加救灾工作，很快就把满街的垃圾全部清理干净。很多旅馆在台风来袭时都打开大门，让住在危楼里的居民进来躲避。”说起这些，董启农一脸骄傲。

　　未来：遗产保护和监测

　　对于蔡松荣来说，9年的申遗就像一场浪漫的恋爱，经历了公布结果时的极度兴奋后，他需要面对的是遗产保护这条更长更远的路。

　　“鼓浪屿是一个历史国际社区，如何让这个社区活起来，如何在社区和旅游景区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除了做到市里规定的“四个无”——无垃圾落地、无噪音扰民、无油烟污染、无假冒伪劣，监测中心还肩负着观察舆情的任务，“我每天要看无数微博，很担心因为哪条微博就毁了鼓浪屿。”蔡松荣说。

　　对于具体的保护和管理办法，蔡松荣摸索出三个字：修、管、用。

　　修，涉及人力、材料、工艺的问题。申遗团队在申报期间成立了风貌建筑工匠研修基地，目前研修基地已经聘用了10位老工匠。“我们希望这些老建筑的材料都能找到生产厂家，用工艺再造，来确保我们的文化遗产即使是进行局部的修复后也能让历史信息得到保存与再现。”蔡松荣说。

　　管，同样是从五个方面着手。首先是对城市进行管理，“发展旅游后，旅游景区和居住社区是有矛盾的，尤其在游客数量没得到控制的情况下，确实给居民带来了极大的困扰，物价被抬高了，安静的环境也没有了。2012年10月2日，一天内有十几万游客上岛，很多鼓浪屿居民就在周末或节假日去厦门亲戚家住。还有之前游客和居民共用一个码头时，很多居民都觉得交通压力很大。后来我们把码头分开，就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蔡松荣说。

　　二是控制上岛总人数。据蔡松荣介绍，从今年6月30日开始，每天上岛总人数最高限定为5万。这样做既保证游客旅游的舒适度，也保障了岛上居民生活的舒适度。“我们的系统与轮渡公司的票务系统、景点的闸机是相通的。当在岛人数达到2.5万的时候，我就会收到一条‘鼓浪屿的游客人数已达2.5万，发出四级预警’的短信。在监测后台，可以观察到一天客流量在不同时段的变化，同时还要关注游客密集区是否会出现拥堵和踩踏。”

　　三是行政管理机制需要调整。因为鼓浪屿管委会是厦门市政府的派驻机构，但没有下属的行政执法队伍，而鼓浪屿的行政执法队伍都在鼓浪屿街道，不是上下级，就存在着配合度不高的问题。

　　四是一些低俗的商业店名不利于鼓浪屿的文化氛围与对外声誉，需要利用市场这双无形的“手”和政府“以奖代补”的政策引导这些商业机构，让他们更契合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的气质。

　　五是对遗产要素的监测和管理。蔡松荣认为，文化遗产的最高境界就是保持原样，所以最关键的就是做好预防，比如给建筑安装监测设备，或定期去现场对局部损害处进行拍照。目前，监测内容主要有遗产要素单体、本体与载体病害、旅游与游客管理、建设控制、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以及一些微环境的监测指标等。

　　“因为鼓浪屿的每栋房子都存在一定隐患或破损，必须要修的就上报主管部门请专业施工队伍来修缮；有隐患但是达不到修葺标准的就安装一些设备，24小时监测其是否有破坏性的发展。同时，我们每周都会对每一处遗产要素进行巡查，用图片和文字的形式建立巡查档案。”蔡松荣说，“虽然执行不到一年，但这套监测系统确实为我们保护文化遗产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辅助手段。”蔡松荣说。

　　用，指的是鼓浪屿公共基础设施的使用。既要对现有的基础设施进行完整记录，对市政设施、平价超市、老旧线路、消防系统等进行更为便民的改造和完善。又要对修缮后的遗产核心要素进行长远规划。目前，鼓浪屿正准备实施一个“全岛博物馆”计划，主题展馆已经开始建设。

　　“整个管理是要让文化社区和文化景区两个概念达到有机融合和适度平衡，最终让文化遗产得到有效的保护。”蔡松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