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那一次卓绝的出发
配图来自《红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灯箱装置艺术作品《潘家园的长征》(局部)作者:洪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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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追溯，是中国人与往事对话的郑重方式之一。大历史与大事件，伟人以及家族过往的长者，都会因一个周年数字，而被重新摆在后来人的面前，提醒人们勿忘历史，勿忘先人，勿忘初心。
只是，周年数字的浩大，往往是历史的久远。
当往事的亲历者一一消逝，后来人对于一次不可思议的远征，更多的是想象，以及符号化的定义。
2016年，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80年，已然进入了一个百年的倒计时，无数草鞋踏进泥泞缔造出的共和国也迎来了它日渐强盛的时代。
对于80年前的长征，今天的我们究竟了解多少?
除了亲历者与研究者，都市里的年轻人对那段历史顶多有个数字或者名词的概念——它来自教科书，虽然如烙印般铭记于长大成人的岁月中，却终究只是几个一闪而过的名词。
相关史书浩繁，它却看似与当下生活无干，仅有青睐者愿意去翻找文字间的来来往往。
亦或我们也曾从一部部相关的长征题材影视剧中，接近过80多年前的那一场远征，我们曾有过片刻感动，片刻热泪，却未曾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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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前，他们为什么会踏入一次前途未卜的远行?他们如何坚守在行走中寻找出路，他们又如何找到集体共存的密码?他们怎样映照我们的当下以及未来?
历史如同一个谜团，真相永远在靠近之中，对于那次远征，总有未讲的故事，未竟的寻找。
因而，在长征胜利80周年的此时，我们用行动去做一次无限接近——接近一次远征的起点和终点，以及其间的周折;接近依然存活于世的老红军;接近那些记忆中炮火轰然的土地;接近那些市镇的民间，在现在生活中寻找涌动其中的精神。
1934年10月10日，中央主力红军从瑞金开启长征之路。80多年后，重新面对同样的日期，遥望那一天的起步——
两万五千里究竟有多远?
按照多数成年人一公里1600步来计算，走完两万五千里大概需要两千万步——这还是步步坦途的理想状态。
实际上，单就中央红军来说，两万五千里的征程，共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占七百多座县城。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吃人的草地与雪山。
一年之后的1935年10月，每12个人之中，只有1人能到达陕北。
1936年10月，当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甘肃会宁，两年，十万多人为之付出生命，湮没了姓名与样貌。
由此，才划出一条长征的路线，它在自然的险境与路线的险境中，不断得以修正，最终抵达终点，并重新划定了一个国家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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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并不符合想象和期待。却出人意表地推进时代前行，而结局，无法改写。
如同，长征是因无可选择而必然要走的路。在这条寻找生存的路上，毛泽东与他的军队，一直在修正着自己的方向——包括脚步丈量的方向，也包括政权前行的方向。
步步险境，能做的只能走下去。
长征初期，除了少数红军将领，多数战士对长征的道路和目的地一无所知，包括邓小平在后来回忆时，都说自己的想法就是“跟着前面的人走就行”。
“前面的人”，是领头军，更是方向的把控者。如果没有适时的纠偏，“前面的人”也许会赔上一船人的性命。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大约也只有毛泽东有这样的气场。
历史的选择让当时中国的两群人，必然走入一个战局，从力量悬殊，到棋逢对手，再到此消彼长，所有伟大故事的开端，都以不断的较量，开场、终结。
也正因如此，长征的开始与结束，参与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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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们无意扮演装扮者的角色，只是想寻找一份共识——
历史就是当代史。越是走近历史的细节，越会发现，80年后的今天，在新的变革造就的迷茫之中，我们恰恰不常有当时的决绝，以及在前行中对自我以及身处团体的迂回调转。
可是80年前那场史无前例的行军，面对茫茫雪山，无尽草地，不知敌友的路遇，随时会从天降临的炮弹……没有人被告知走向哪里，需要多长的时间，甚至，能否活着走到未来。
他们决然走下去了，在环境和路线的绝境之处，他们的信念在于——只有走下去，才能寻求绝处逢生的机会。这种信念的持有，从一个人到一群人。
就这样，那支一路跋涉的军队，东奔西突，走到舞台的中央，包括其中的人，由局外人成为历史的主角。而后，这种卓绝，以及在前行中的不断修正，贯穿了中国革命史的全部。它也必将贯穿未来的任何变革。
只有走在路上，才知道未来。走到终点，才能寻到新的起点。
走，是一种行动力，它以独有的流动，创造奇迹，寻找、纠偏、突破、缔造，面向未来。在转型期的中国，一次又一次新出发仍在酝酿。不一样的“硝烟”，在城与乡，在大城与小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当然，对于个体而言，这个时代，看起来不需要生死的抉择，可是，如何成为更好的、独立的自我，却是不得不进行的选择。
只有出发是必需的。带上梦想，用脚丈量，汇入时代的洪流，这是你我的二万五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