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华夏文明的考古初衷
回望华夏文明的来路，是近百年来古史学术研究的核心主题。按冯友兰的划分，古史研究无非有信古、疑古、释古三派，高手过招，频繁争锋，精彩纷呈。然而自王国维考证商王世系、殷墟发掘之后，其焦点集中于三代之首的“夏”。信古派路数传统，当以柳诒徵等人为代表，今已几近式微；疑古派功夫激进，以顾颉刚为掌门，陈梦家、杨宽等继之，此派几经转进余音不绝；释古派绵里藏针，以徐旭生、邹衡为旗手。如今北京大学孙庆伟教授继其《追迹三代》梳理各家得失后，新出版的《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以下简称《鼏宅禹迹》）一书，堪称考古界夏文化研究的一部系统集成之作，以续释古派“接着讲”之志业。
“者也索属”释夏各派之优劣得失，遂炼敢问夏在何方，非“好学深思者”不能为。夏史考古恐怕有三恨，“一恨层累伪窜，二恨未挖出文字，三恨夏商分界究竟确在何时。”对此，孙教授果决地指出，夏文化的研究不能建立在依靠能否挖出“铁证”的运气基础之上，正如邹衡所言——“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鼏宅禹迹》全书所做的努力，无疑可以看作是对邹先生这句话全方位注解和递进式阐发。
该著提出“历史语境下的考古学研究”方法，一方面“带着具体的历史问题来处理考古材料，或者说，考古材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的具体方式是由问题决定的”，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在历史背景下理解考古材料，或者说，借助于文献记载等历史信息，有效地将考古材料转化上升为史料”。具体将年代、史事、族氏、都邑（地理）与考古遗迹核心器物群统计的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相结合、比较和辨析，试图形成更有力的“证据链条”来探索夏文化，恰如杜牧“盘中走丸”之喻：“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于盘也”，旨在彰显夏史考古重建的方法自觉与自信。
由殷商而上溯推衍夏史的存在，前辈学者有两大逻辑推论：一个是王国维《古史新证》的“夏代世系确实推论”：“而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另一个则是傅斯年《性命古训辩证》的“夏代文化必高推论”：“然夏后氏一代之必然存在，其文化必高，而为殷人所承之诸系文化最要一脉，则可就殷商文化之高度而推知”。
孙著《鼏宅禹迹》于以上两大推论亦有推进和贡献。首先，关于重建夏的世系，该著并没有将它简单地等同于建立夏王朝的“编年史的时间框架”。而以《夏本纪》、古本《竹书纪年》为纲，佐以先秦文献以及新出土材料进行必要的审查，以确立夏代的基本时间轴，在接受疑古派对古史层累“剥蚀”的基础上，对“大禹治水”“禹征三苗”“禹合诸侯于涂山、禹娶于涂山”“禹葬会稽”“启干益位”“太康失国”“少康复国”以及“孔甲乱夏、桀放南巢”等重大史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勾勒，并将这些史事与近年来新的考古发现相互印证。
其次，通过对夏文化族属群体的系统梳理，更切近地把握了夏代的社会组织结构，并将考古学文化与文献记载的族属群体联系起来。书中详细考察了12个同姓氏族和14个异姓氏族，并据此分析禹域的“势力范围”，指出夏代“赐姓”与“命氏”并存，是血缘政治向地缘政治过渡阶段所特有的现象，因此“夏”是一个地缘性的政治实体，而非一个血缘单纯的氏族，与后世的诸侯国非常接近。
再次，从“空间分布”上对龙山至二里头诸时期考古学文化加以横向的比较分析，通过对不同地区遗址“核心器物组合”的梳理，对典型单位进行了出土核心器物数据统计，力图将“统一标准”用于考古学遗存的文化属性研究，并突出炊器在文化属性判断上的决定性意义，提出了龙山时期遗存“三层核心文化圈”的创获，指出煤山、王湾、造律台、后冈和三里桥等文化类型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共性的文化圈，即河南龙山文化，在空间分布上与文献所载夏王朝的核心控制区基本重叠；而三层核心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的相似性表现出依次递减的态势，又与《禹贡》所描述的甸、侯、绥、要、荒五服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结合对夏都邑变迁的文献考证进行了梳理，大致推衍出了夏王朝历史的兴衰大势，进一步划定了有夏族群流动和疆域缩张的“大棋盘”。
自从古史辨派开启疑古思潮，“夏”作为一个传说甚嚣尘上，作为夏墟考古调查先驱的徐旭生其著虽题为《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但认为关于夏初的禹、启等传说所掺杂的神话因素并不太多，“有它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孙著《鼏宅禹迹》则意图进一步为夏文化的传说努力寻找考古学证明——如“禹赐玄圭”，孙著一改吴大澂“牙璋”之谬，指出龙山和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出土玉器“牙璋”实是夏王朝的核心礼器，即《禹贡》所说之“玄圭”，其在中原、山东、陕北乃至成都地区的出土情况，足证夷夏对峙、交流的史实以及夏王朝宗教礼仪观念的传播。又论及“句芒类玉器”在江汉平原的大量出土，跟“禹征三苗”中的“人面鸟身”神话有关，这类玉器当是参与征伐三苗的皋陶族将士的遗留物，如此结合历史事件传说、考古出土的标志性遗物进行判定，足证传说确有“史实的质数”，故而由此将夏文化的“起点”断在河南龙山文化的晚期阶段。
孙著《追迹三代》对“什么可以成为夏商分界的证据”已作了全面的梳理，其纷争症结在于：“究竟是考古学文化，还是以商汤的亳都来作为夏商分界的证据”。《鼏宅禹迹》对此进行了再总结和深化，结合考察特定区域内考古学文化现象的变迁和鉴别具有王朝更迭意义的特殊遗迹和遗物，从而确定夏文化的时空跨度。在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上，对二里头遗址22个典型单位陶器的统计数据表明，“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期文化确实是一个一脉相承、连续发展的过程。如果因夏商王朝的更替，而下意识地夸大二里头和二里岗文化的差异性，强调两者之间的突变，其实包含有研究者相当多的想象成分在内”，因此不能仅仅依据考古学文化的变迁来确定夏商分界。在“都城界定法”上，孙著指出“新西亳说”陷入“循环论证、互为因果”的逻辑，偃师商城的始建年代并不能等同于夏商分界年代，偃师商城的意义只是确定了夏商分界的年代下限。而在二里岗下层阶段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上，商人同时兴建郑州大师姑、新郑望京楼两座大型城址并对两座二里头文化城址进行改建，即所谓郑州地区的“二里岗革命”。据此可推断，造成这种城建异动的最大可能就是在此时间段内完成了王朝的更替。因此，孙庆伟教授努力最大限度地接近夏文化的“终点”的结论是，“夏商分界应该就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和二里岗文化下层阶段（不排除两者略有重叠）这一时间节点上，二里头文化在主体上应属于夏文化。由此河南龙山文化的煤山类型、王湾类型和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共同组成了完整的狭义夏文化。”
方法论的自信与自觉，来自于百年中国考古学的初心。疑古派健将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二册自序中说：“我也不是一个上古史专家，因为真实的上古史自有别人担任。……我希望真能作成一个中古期的上古史说的专门家，破坏假的上古史，建设真的上古史。”疑古的结果是大破之后却难大立，古史重建不得不求助于考古学者，也给予考古学广阔的空间。作为一部严肃的学术作品，释古派孙庆伟教授的《鼏宅禹迹》全书结语题为“牢记学科使命，重建夏代信史”，意在追溯重建古史本为中国考古学的初衷，更是三代考古不可推卸之责任；又禹域九州的地理认同早已印在华夏族群心底，故全书特以秦公簋“鼏宅禹迹”为题，更在彰显神州有夏五千多年来的文明溯源与文化自信之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