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曙宏：论“四个全面”的时代使命

　　一、“四个全面”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宏伟目标

　　没有一种梦想，比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更加豪迈壮阔。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刚刚15天之际，就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作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的庄严承诺。他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他宣示：“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由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实现中国梦的重要里程碑，中国梦成为唱响中国、响彻世界的时代最强音。小康社会和中国梦贯通了中华民族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凝聚着中国人民的历史夙愿和不懈追求，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四个全面”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接过历史的接力棒，为我们在新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擘画的战略布局、构建的战略支柱。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行了不懈探索和奋斗，直至找到马克思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国梦才终于有了正确方向和领导核心。从那时起到现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过了三个“30年”左右的追梦征程。一是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历经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近30年的浴血奋战，赢得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了实现中国梦的根本政治前提。二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历经近30年的艰辛探索和努力，进行了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奠定了实现中国梦的根本制度基础。三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实现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了经济建设的世界奇迹，历经30多年的接力奋斗，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实现中国梦的唯一正确路径。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距离我们最终实现中国梦又是一个新的30多年的征程，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阶段。

　　正是在这样一个极其关键的历史节点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四个全面”的重大战略布局，为中国人民最后30多年的追梦征程描绘了总蓝图、路线图、施工图，为最终实现中国梦增添动力、扬帆护航。这集中体现在“四个全面”深刻的全局思维和四个鲜明特征上：一是战略性。“四个全面”既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也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又有战略举措，既有战略全局又有战略重点，既管当前又管长远，是为子孙万代计、为长远发展谋。二是全面性。“四个全面”涉及的不是一个领域、一个方面，而是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是对发展、改革、法治、党建的全面规划和统筹集成，要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三是根本性。“四个全面”对关系当代中国能否破浪前行、追梦征程能否行稳致远的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问题作出了科学回答，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和新发展。四是纲领性。“四个全面”实现了顶层设计、现实需要、人民期待三者的高度契合，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兴国、治国理政的总纲领和总方略，抓住了这个执政总纲，就能纲举目张，一步一个脚印地迈向实现中国梦的宏伟目标。

　　二、“四个全面”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任务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力之所在。“四个全面”重大战略布局牢牢立足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紧紧抓住了发展这个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

　　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我们党始终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己任。早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同志就精辟提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深刻总结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江泽民同志把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第一位要求，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四个全面”重大战略思想既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一以贯之，又在新形势下发展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仍然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出了实现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三个进一步解放相结合、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等一系列新理念和新思想。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人民共同富裕，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动力。共同富裕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在生产力落后的条件下，过早追求共同富裕，只能导致共同贫穷；但如果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推进共同富裕的步伐却停滞不前，就会造成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乃至社会稳定，进而束缚和妨碍生产力向更高水平发展。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总体上十分落后，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先富带动后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战略构想，这也正是当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策略和突破口。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1990年邓小平同志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就明确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但仍有7000多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上，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仍然较大。如果西部地区、农村地区、老少边穷地区人民的小康问题不解决，我们就不可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不可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现在，距离2020年只有五年时间，已经到了把促进人民共同富裕作为重大课题的关键时刻。习近平同志在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当天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即郑重宣示：“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就是我们党完成这一根本任务的重要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要靠发展、靠改革、靠法治、靠从严治党，领导全国人民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逐步走向共同富裕。

　　三、“四个全面”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权益为价值追求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永恒不变的理想，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追求。“四个全面”重大战略布局深深蕴含着这一理想和追求，努力让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

　　历史经验表明，在不同发展水平和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认识和诉求会有所不同。改革开放早期，为了克服平均主义和“大锅饭”，促进多劳多得、提高生产效率，我们党提出了个人收入分配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这在当时是顺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必然选择，是为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但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特别是在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增多的趋势不断显现，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权利意识日益增强、有时对一分公平公正的执着甚至超过对一分物质财富的追求的情况下，就必须更加重视解决发展起来以后如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要让人民群众活得更有尊严、更加幸福，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耀到每一个人。否则，社会不公平现象积聚到一定程度，“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就有可能成为常态，就会造成思想混乱，甚至酿成社会动荡。因此，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党对公平正义的认识不断深化。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把“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八项基本要求之一，强调“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并把“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确立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认识和重视都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着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最广大人民权益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通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在2010年基础上再翻一番，为维护公平正义和保障人民权益创造更加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推动物的不断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机统一。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坚决破除影响公平正义和损害人民权益的体制机制，加紧建设对保障公平正义和人民权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正风反腐、严明党纪，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防止权力腐败损害社会公正和人民权益，教育督促全体党员干部坚决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益的忠诚维护者、捍卫者和实现者，以优良党风凝聚党心民心、带动政风民风，保证党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

　　四、“四个全面”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历史重任

　　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现代化治理模式；否则，社会主义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即使实现了也不可能持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为了形成最适合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国家治理模式，这正是“四个全面”所肩负的历史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当前，我们党正处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历史关头。早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就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从那时起“再有三十年的时间”就是2022年左右，也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时间。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著名论断，是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作用和反作用关系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定型必须建立在比较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贫穷搞不了社会主义，贫穷也无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只有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才能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向前发展。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们靠发展、靠改革、靠法治、靠党的坚强领导，逐步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未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我们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加需要靠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一是必须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了我国国家治理模式的本质和根基。过去30多年，我们之所以能取得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就是因为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未来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仍然必须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需要借鉴人类制度文明和国家治理的一切有益成果，但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的制度模式，绝不能放弃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根本。

　　二是必须以改革和法治双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是制度体系，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是制度执行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依靠改革和法治相互促进、共同发力。综观人类发展进程，改革总是一马当先，冲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法治则紧随其后，建立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新体制。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变法，都是改革和法治紧密结合，变旧法，立新法。当前，我国改革和法治都正在爬坡过坎、负重前行，我们务必要坚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做到改革和法治同步并进、比翼齐飞，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是必须保证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根本保证。全面从严治党，是新形势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历史经验证明，在一国发展过程中，越是经济增长、社会安宁、国力强盛之时，越是怠政渐行、隐疾暗生、人心怠惰之际，越是容易出现“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之下莫不逾侈”的乱象。这正是为什么历史上很多政权未盛先衰、速盛速衰、堪称真正盛世的时期屈指可数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37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之大举世罕见，但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突出问题，不采取有力措施坚决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梦就可能痛失在最后一公里。“打铁还得自身硬”。惟有全面从严治党，猛药去疴、重典治乱，革故鼎新、其命惟新，才能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造坚强领导核心，才能最终实现中国梦。

　　马克思、恩格斯有一句名言：“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四个全面”重大战略布局，正是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入关键历史时期应运而生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按照“四个全面”的重大战略布局，中国共产党人必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建立宏图伟业、成就伟大梦想！

　　（载《人民日报》2015年6月17日理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