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强国，要让科学家“红”起来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以创新引领实体经济转型升级。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实体经济优化结构，不断提高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完善对基础研究和原创性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机制，建设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技术创新中心，打造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平台。
如何来建设科技强国，建设科技强国还有哪些坎要迈？今年两会上，委员们围绕这一话题纷纷建言献计。
加强基础研究的核心驱动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姚檀栋认为，我国应加强基础研究对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核心驱动作用。
姚檀栋委员说，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科技三会”上的重要讲话强调了通过加强基础研究、夯实科技基础以实现科技强国目标的重要性，吹响了中国进军科技强国的号角。基础研究的使命是以原始创新为使命，以重大科学问题和重大成果产出为导向，在科技人才培养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发挥雪球效应，在重大国际计划实施中发挥催化效应，在重大原始创新成果产出中发挥引领作用，在国家重大科技战略和国家核心科技产品中发挥支撑作用。因此，中国基础研究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发挥着核心驱动作用。
总体而言，中国的基础研究已经由30年前的艰难“跟跑”国际发展到目前的轻松“跟跑”，重要的是部分研究领域已经与国际科技强国“并跑”，更重要的是已有部分研究领域“领跑”于国际科技强国，形成了“三跑”并存的特殊转型期。
经济要发展，地质是先行。中国的地质调查事业也是如此。多年来，我国地质调查科技人员始终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地质调查的第一驱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以解决国家能源、矿产、环境、灾害和基础地质问题为目标，使中国地质调查局从“追跑、跟跑”世界一流地质调查机构的状态，逐步过渡到现在的“并跑、领跑”的新局面中来。
国土资源部党组成员、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钟自然多次指出，要按照我国科技事业发展“三步走”的战略目标要求，进一步明确地质科技创新的战略目标，加强基础地质研究，要力争到2020年，地质科技整体水平达到世界一流，部分资源环境重要领域科技水平进入世界领先行列，若干专业领域地质科技水平领跑世界水平；到2030年，地质科技整体水平与美国并列，在资源、环境领域进入世界领先行列；到2050年，整体超越世界水平，成为地质科技强国。
“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相比，中国的基础研究还存在显著差距。主要表现在：国际顶尖的大师级人才少，引领国际的科学计划少，国际一流水平成果少。”姚檀栋委员直言不讳地说，究其原因，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人员经费投入严重不足，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要通过争取项目经费来保证自己的工资收入，部分科研单位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和博士后的工资，高达60%～70%要从项目经费出，科研人员忙于找项目，无法静心做研究；二是行政管理的干预过于频繁，调查表格多、总结报告多、检查评估多是基础研究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人员疲于应付，缺少时间做研究；三是社会浮躁风对基础研究领域影响大，各种人才帽子满天飞，各种奖励名目乱象多，科研人员没有定力做研究。
“首先要搬掉压在基础研究上的‘三座大山’，进一步加大对人员经费的投入强度，提升有利于中国基础研究创新发展与跨越发展的物质基础，特别要将重物轻人的经费资助方式改变到物和人并重的经费资助方式，最重要的是改变目前基础研究项目中人员经费最高只有20%的设限标准，夯实支撑长期发展的基石；要改变基础研究科研人员为获取经费不停地写报告、填表格等行政性管理过多的现状；要营造减少诱惑、专心致研的宽松学术环境和严惩腐败、追求卓越的学术道德环境。”姚檀栋委员说，“同时并重国家战略需求提出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国际前沿热点科学问题；要采用相对稳定的支持模式，促进系统和持续的重大成果产出。”
姚檀栋委员建议，要大力提升基础研究的国际化水平。要提升国际合作和国际计划在基础研究中的支持比重，通过国际合作和国际计划的实施建设高水平科学团队、产出创新科研成果、培养顶尖科学家、引领国际前沿研究；要建立基础研究的国际化评审体系，将独立的第三方评价体系和先进的国际评估机制结合，实现基础研究评估的科学性、公正性和权威性。
“要加大对国内外青年人才的支持力度。一流的国际研究机构，无不是吸引全球一流青年人才的地方。要制定更有效的措施，除吸引国内青年人才外，也要大力吸引世界科技强国和周边地区国家的优秀科技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博士后。要实施国际人才信用评估，并持续支持在中国做出优秀科研成果的国内外青年科学家。”姚檀栋委员最后建议，要营造自觉创新、自律创新和诚信创新的氛围，将人才国际引领、成果国际引领、影响国际引领和国家重大科技战略支撑、国家核心科技产品支撑作为基础研究的长期奋斗目标，发挥基础研究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的“发动机”和“火车头”作用。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增强创新发展动能
创新发展是国运所系、大势所趋、形势所迫，科技创新是创新发展的核心。近年来，我国一大批重大创新成果加速应用，引起广泛关注。但总体上，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仍不高，仅为1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40%的水平。实现创新发展，亟须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促进科技与经济有效结合。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湖南省副主委、湘潭大学副校长刘长庚认为， 当前，我国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方面存在5大突出问题：一是研发投入规模不大；二是支出结构不优；三是创新激励不强；四是成果信息不对称；五是体制机制不顺。
全国人大代表、合肥杰事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桂生认为，科技成果转化是一项长期性、艰巨性和不确定性的工作。我国的科技成果也面临供给侧改革问题，科技成果数量多但转化率不高，主要原因是科研单位只围绕热点而没有考虑市场需求，研发成果与市场脱节。同时，对科技成果的评估周期长，还有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的限制。
现实情况也正是如此。中国矿业报记者在调研中发现，科研机构的先进技术成果找不到转化应用的合适企业，而亟需提高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却又找不到适用的先进技术成果的现象比较普遍。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和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是我国在矿产资源综合利用领域拥有大量先进技术和科研成果的科研机构，但由于种种原因，科技转化率并不高。还有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探矿工艺所，在定向钻探、以槽代探等工艺技术研发方面走在国内同行前列，但应用效果并不理想，西部急需这些先进钻探技术的省份，甚至还不知道这些先进钻探工艺。
“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发展，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关键要实现投入合理、激励充分、信息对称、机制顺畅，推动产业链、创新链和资金链无缝对接，形成科技与经济高度融合的创新格局。”刘长庚委员为此提出建议——
一是加大多元化科技投入。政府研发投入实现“两个30%”：政府资金占全部研发投入的比重由2015年的21.26%加快提高到30%左右，地方政府资金占全部政府研发资金的比重至少在30%左右；企业技术开发费用加计扣除由1.5倍提高到2倍，并适当扩大加计扣除费用范围。发挥各类引导基金、创业投资基金功能，发掘风险投资等社会资本潜力，拓宽成果转化资金市场化渠道。
二是优化研发支出结构。高校研发经费执行占比提高到15%~20%；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经费占比分别提高到15%、20%左右，进一步提高普遍性经费资助比例。科研、中试熟化、批量生产各环节投入比加快优化为1∶5∶100左右，助推科技成果转化。
三是完善创新激励政策。加快落实《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鼓励企业利用股权奖励、股票期权、项目收益分红、岗位分红等方式激励科技人员开展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工作，完善企业人力资本产权设计。结合深化国企改革，加快研究制定国有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政策。
四是促进产学研用一体化。支持有条件的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联合设立研发机构、创新人才和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鼓励各地依托创新资源集聚园区，建设一批有特色的成果产业化基地；鼓励企业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联合上下游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构建一批产学研用一体的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五是健全科技体制机制。督促各地制定和落实《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施细则》，完善高精尖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推动科技人员管理的“去行政化”；加强科技成果转化绩效考评，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完善科技市场服务体系和众创空间服务，落实与创新、转化相关的税收、创业和投资政策。
杨桂生代表建议，要建立以企业为主的科技创研发体系，由企业提出科研项目后，在由各相关科研单位来承担分解各个子项目。同时，要建立科学合理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突出转化绩效考核。要发挥认证技术中心的科技成果转化载体作用，有效缩短成果转化的时间和周期。
要让科学家成为时代的宠儿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就必须要让科学家成为时代的宠儿。”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河南省主委、河南省科技厅厅长张震宇委员坦言，“当科学家”曾经是很多孩子的梦想，但如今，“当明星”、“当老板”成为孩子们未来职业理想的首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布2015年国际学生能力测试结果显示，美国“将来期望进入科学相关行业从业的学生比例”为38%，中国只有16.8%，还不及OECD国家24.5%的平均值。
“毋庸置疑，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需要承认和接受社会现象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各行各业都出精英，演艺明星靠市场机制获得丰厚回报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妥。然而，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建设科技强国，必须从崇尚科学、尊崇科学家开始。”张震宇委员说。
张震宇委员建议——
一是与时俱进，探索出互联网时代全媒体融合宣传科学家的新途径。在当年“一纸风行”的时代，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和李四光等家喻户晓，万众敬仰，但在互联网传播时代，手机成为年轻人获取资讯和阅读的首选，这就要求我们的主流媒体要充分利用舆论引导的阵地，运用采编播的强大优势，纸媒、“两微一端”等新老媒体齐发力。要改变以往“高、大、上”的宣传视角，克服“生活坎坷”、“严肃刻板”、“甘于清贫”、“殚精竭虑”等标签化宣传模式，要用丰富多彩的采编播手段，在新媒体上推出视频直播、专题、专页、MV等多个品种，打造更多受人尊重、幽默智慧、可敬可爱的明星科学家。
二是鼓励和引导科学家利用其名人优势，走进学校、走进摄影棚和直播间，展示科学家超凡的个人魅力，并承担起传播科学知识和倡导科学精神的责任。在政策引导上，要鼓励科学家投身科普，并将其计入工作量，给予适当的报酬。鼓励科学家利用新媒体“秀”自己。同时，借鉴文艺明星背后团队运作的方法，由团队打造科学家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揭开科研“神秘面纱”，让更多的人成为科学家的粉丝。
三是搞好科普创新，提升民众科学素质。热爱科学要从娃娃抓起，建议每个县级以上的城市建有免费的科技馆、自然博物馆，激发和培养孩子们的科学兴趣。适当调整中小学校的教育理念和课程设置，带领孩子们走入科学之门。创新科普方式，积极推进科学知识平民化、娱乐化，将科学知识与策略游戏、音乐、电影等娱乐形式结合起来，让人轻松快乐地理解科学、爱上科学。另外，还应该注重培养、支持一批科学家成为科普专家，比如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霍金，曾写出了《时间简史》、《果壳中的宇宙》等科普作品。电影《星际迷航》、《火星救援》中，导演特邀霍金及大批科学家本色出演等。
四是健全完善激励机制，给予科学家更高的荣誉和物质待遇。加大绩效工资分配激励力度、科研成果转化奖励等各项优惠政策，让科技工作者尽享“政策红利”。营造良好环境，让科学家有更大的技术路线决策权、更大的经费支配权、更大的资源调动权，让科学家的科研活动更加自主。
“古语云：敬一贤则众贤悦。让科学家受尊重是一种正确、健康、可持续的价值观导向。世事沧桑，曲歌雄壮，建设世界科技强国，需要广大科学家的倾心参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科学家，我们必须从现在做起，要让科学家成为时代的宠儿！”张震宇委员最后表示。
重大科技决策要重视参考国际科学共识
“经过多年努力，创新驱动发展已初见成效，当前，我国创新驱动发展已具备了进一步深入实施的基础。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适时、适当的重大科技决策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源头。”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邮电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孟洛明委员认为，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科技决策及科技政策，但国际上经过实践、争论形成的重大科技决策科学共识，可以供我国重大科技决策时思考、反思和借鉴。
孟洛明委员说，科技发展模式中最著名的是线性模式，它源自1945年美国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主任万尼瓦尔·布什提出的《科学——无止境的前沿》（业界称为《布什报告》），其中阐述的科技发展模式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商业应用这4个阶段线性发展，即基础研究产生应用研究，然后导致新产品开发，乃至最后的商业化。该观点成为二战后几十年美国国家重大科技决策的基础，并影响了许多国家。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科学家的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布什报告》里面提出的科技发展线性模式不符合大多数的实际情况，特别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任期内的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对《布什报告》中提出的线性模式进行系统反思后得出结论：线性模式已被广泛认为不成立，应当有一个取而代之的非线性模式。这一点，已经逐渐成为国际科学共识。
我国在“十二五”末和“十三五”初，为了解决各类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存在的重复、分散、封闭、低效等资源配置“碎片化”问题，将国家“973”、“863”、科技支撑等科技计划及各种专项、基金进行整合归并，形成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该计划“从基础前沿、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到应用示范进行全链条创新设计，一体化组织实施”。孟洛明委员说，该计划在解决资源配置“碎片化”问题、聚焦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等方面已初见成效，但在其中的一些领域，这种“全链条创新设计，一体化组织实施”是否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对照国际上线性模式的演变情况，应当值得我们思考和反思。
“科学家在重大科技决策中角色的一个主要争议是科学家的公正性，即科学家在为重大科技决策工作时，是否能站在国家的利益上，而不是站在科学家所在的专业、科学家所在的利益团体的利益上。虽然科学家公正性的争议还没有结论，但在科学家公正性争议讨论中形成了‘技术理性’和‘着眼大局’等科学共识。”孟洛明委员认为，科学家在为重大科技决策工作时，一是要“技术理性”，即不仅要提出技术能做些什么，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提出技术不能做些什么。认识“技术理性”，对于解决我国目前重大科技决策中“实际存在的部门领导拍脑袋、科技专家看眼色行事等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二是要“着眼大局”，即技术问题从来都不能与经济、社会等因素分开，而且在技术上可行的决策在经济、社会等更广泛背景下考虑并不总是有价值。科学家在独立的部门专职地为重大科技决策工作，更容易“着眼大局”。认识“着眼大局”，对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中提出的“建立国家高层次创新决策咨询机制”，同样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
孟洛明委员建议，我国重大科技决策要重视参考国际科学共识。一是对照国际上科技发展模式中线性模式的演变情况，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某些领域“从基础前沿、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到应用示范进行全链条创新设计，一体化组织实施”是否完全符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思考和反思。二是为了解决我国目前重大科技决策中“实际存在的部门领导拍脑袋、科技专家看眼色行事等问题”和“建立国家高层次创新决策咨询机制”，要注意借鉴科学家在重大科技决策中的“技术理性”和“着眼大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