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白领、公务员 为啥人人都吐槽“收入低”？
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农民工陈清是货车司机，固定工资起步5000元，常常感觉工作太辛苦、收入不稳定；外企白领张墨月收入10000元左右，每个月都觉得不够花；公务员赵克月收入4000出头，一直觉得挣得太少，目前考虑下海赚钱。
农民工、白领、公务员群体，看似工作相异、收入差别也很大，但大家却都在“诉苦哭穷”，这个现象引起了在京参加两会的一些代表委员的关注。
【感受】生活压力大、社保不健全
全国人大代表、民革吉林省委专职副主委郭乃硕说，他在调研中也发现以上现象，尽管是收入不同的人群，但生活压力比较大、对收入不满意，几乎都是一个感受——“难”。
尽管“幸福”是主观感受，但外在因素更为重要——郭乃硕认为，造成这一现象，除了房价高企、物价总体水平高带来的压力外，社保制度不够健全和医疗、教育资源不均是重要原因。
房价和收入比就不说了，即便“蒜你狠”“姜你军”等物价压力也会让工薪族“压力山大”。稍微有点余钱的家庭，也会给子女上个奥赛班，如果家人生病，开销则更大。
“养老、医疗保障水平还比较低。”全国人大代表、海南省儋州市政协主席邓泽永说，这些年，各级政府在医疗、教育、保障性住房方面投入较大，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社会保障的水平还不够高，特别是农民工群体流动在城市各个角落，生活十分艰难。
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部长吕薇也认为，由于社保缴费率较高，以致拿到手的工资较低，“迫使”很多农民工宁愿选择没有合同和社保的工作。
代表委员认为，“安居乐业”是群众幸福感的基本来源，除此之外，政府应进一步推动社保、医保的有效覆盖，加大力度治理农民工欠薪问题。
【原因】收入分配结构要调整
同样的学历，同样的辛苦，不同的工作，不同的收入，怎能让人心理平衡？从国际经验来看，“纺锤形”的收入分配结构是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如果类似的付出有类似的收获，就不存在“拼爹”等现象了，一位政协委员毫不客气地指出。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说，从世界工业化进程来看，我国劳动者报酬的成本偏低，如果不扭转这种格局，民生就得不到保障和改善，消费也就不可能稳步提升，最终反过来一定会损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不能持续发展，资本当然也不可能得到合理的回报，政府财政同样要面临困局。”郑功成说，“所以提高劳动者报酬，不仅是体现劳动力要素对财富增长的贡献，也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更加协调发展的重要的条件。”
近年来，劳动报酬占GDP的比值呈下降趋势，这说明劳动力在收入分配中重要性在降低。也就是说，兢兢业业工作反而不如“炒房”“炒股”“炒钱”实惠，这也是很多企业“不务正业”的重要原因，换做个人更是如此。
全国政协委员宋丰强说，要改变这一现状，就要在初次分配环节发力，让劳动力分享更多的发展红利，让企业让利、政府减税、劳动者报酬提高，从宏观上调配国民财富分配的大格局。
【期待】让大家有踏实的“获得感”
其实，自称“收入低”的群体还有很多——城管、小贩，老板、农民工，开发商、业主……几乎没有人对自己目前的薪资水平满意的。
“这个现象也不奇怪，因为大家都希望挣得越多越好。”全国人大代表谢子龙说，“但大家都‘哭穷’现象的背后，其实蕴含着大家心里‘没底’的收入焦虑和消费顾虑，还有更深层次的对收入分配不公的不满。这些都值得有关方面重视。”
郭乃硕说，要让人们普遍有“获得感”而不是“没底感”，首先是要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的力度，让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扫除人们心中“不公”的不安，在全社会建立起合理的薪酬体系，“但更重要的，是尽快完善我们的社会保障网，让大家对未来有足够的踏实感。”
不少代表委员建议，我国在医疗、养老、就业、低保等诸多领域都应加快深化改革的步伐，密实编织好让群众有更实在“托底感”和“获得感”的社会保障网。
“社会报道领域的这些改革不仅能让群众有‘获得感’，更能最大程度释放消费能力，极大地拉动内需，反过来又将推动改革。”宋丰强说，“而这其实也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观察】
收入分配改革
涉及千家万户“钱袋子”
收入分配改革涉及千家万户“钱袋子”。2015年是“十二五”收官之年——央企薪酬制度改革尘埃落定，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改革推进在即。在收入分配改革提速的当前，占劳动者主体的非国企和体制外人员的“钱袋子”又会怎样呢？
最低工资
增长目标预计完成
不要小看最低工资，虽然它的变动直接影响的主要是公益性岗位、低端制造业基层员工和劳动技能比较低的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但就像央行基准利率一样，反映出的是整个社会的用工和收入门槛。一般来讲，无论是幅度还是频率，最低工资上涨与社会整体工资上涨是相对一致的。
据统计，2011年和2012年，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分别为22%和20.2%，2013年这个数字则为17%，截止到2014年7月25日，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为14.2%，均超过13%。因此，完成任务顺理成章。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吉林省委副主委王欣认为，最低工资上涨幅度一定要超过CPI，只有这样才能让普通劳动者真正受益。
全国人大代表、江南控股集团总工程师黄作兴也建议，最低工资标准制定依据应该是保障职工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而很多省份现有的最低工资标准不包括社保缴费和住房公积金，扣完两项后所剩无几，效果大打折扣。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宁波维科家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职工杨晓霞说，最低工资标准必须不断调整提高，只有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反过来，更多的职工收入不断提高，也能促进消费，扩大内需。
农民工欠薪还需治本
以重庆农妇熊德明向总理求助讨薪为标志，我国从2003年底掀起了清理欠薪风暴。虽然国家作出了很大努力，但欠薪现象还是屡打不绝，尤其最近几年甚至愈演愈烈。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民革吉林省委专职副主委郭乃硕说，每到春节农民工被拖欠工资都还是一个热点话题。这种丑恶现象屡打不绝的首要原因就是转包制度：一项工程项目层层转包，最后才转到包工头，一旦出现资金链断裂，包工头拿不到工钱，更不要说农民工了。
“另外，许多施工企业只在年终或工程完工时集中结算，平常只给工人发一定数额的生活费。”郭乃硕说，“要治本，就必须按月足额发放工资，这样即便拖欠也只是一个月的工资。”
1994年颁布的劳动法就规定了按月足额发放工资，但从目前情况看，执行仍然不力。
工资正常调整机制
还“在路上”
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年)明确，形成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这个目标能否完成？其实，国企和体制内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说了算，目前还不能说已经建立。
而其他群体的工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说了算：例如很多白领在年底要和公司谈下一年的待遇，每年春节后出现“招工荒”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农民工与企业议价。
从国际经验来看，建立高效、公平的工资调整主要依靠政府、企业、劳动者三方进行工资集体协商，目前我国正在推进这项工作，但还需要一个过程。
曾任职工会的一位全国人大代表说，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往往是劳资纠纷多倒逼出来的办法。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延边州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金硕仁告诉记者，由于担任延边州中小企业联合会会长一职，经常要为企业的利益到处奔波。他认为，现在大多数企业还没有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受外在经济环境影响很大。一旦招工难了，工资就提上去了，一旦招人不愁了，就会把工资降下来。
“从现代企业发展规律看，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非常有必要。”金硕仁说。
金硕仁坦言，目前三方协商的工资调整机制还在起步阶段，三方中的劳动者话语权比较弱的状况还是没有得到好转。一旦发生纠纷，最终利益受到损失最大的往往还是劳动者。
“三方协商的工资调整机制，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同时赋予工会在维护劳工者权益方面更多的武器，推动机制平衡发展。”金硕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