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事会创新农村文化礼堂管理

文化礼堂

　　自2013年以来，浙江省围绕“文化礼堂、精神家园”的目标定位，在全省部署建设农村文化礼堂，打造集思想道德、文体娱乐、知识普及于一体的农村文化综合体。经过两年的努力，至2014年底，全省已建成农村文化礼堂3400家。

　　建成后的农村文化礼堂如何管理，如何发挥好它应有的作用？记者近日到台州市的黄岩区、椒江区和天台县进行了采访。

　　记者发现，台州农村文化礼堂不仅体量大、功能全，而且创新管理机制。目前，黄岩区已在63家文化礼堂成立理事会，实现全覆盖，通过引进社会理事参与礼堂管理，有效地提升了服务效能。同时，理事会负责制也已在椒江区、路桥区全面实施，并正在全市范围内推广。

　　台州市文广新局副局长李玲玲说，理事会制是在政府指导下，农民自发形成的。在选举层面，理事会成员经过民主公推直选产生，文化志愿者、“乡村大使”、社工及其他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得以广泛参与到基层文化礼堂管理和运行之中，文化礼堂日常管理民主规范，群众主体性鲜明突出。在体制层面，理事会设理事长一名，下设常务副理事长一名，常务副理事长由副理事长按季轮值。按季轮值让百姓参与活动有了比较，而轮值的常务副理事长有了压力，这就让压力变为动力，使得整个文化活动处于合力推进之中。在管理层面，理事会负责招募一名或若干名“乡村大使”长期驻守在文化礼堂，即“乡村大使”驻堂制度，并在条件成熟的文化礼堂开设“乡村文化大使工作室”，发挥“乡村大使”作为理论政策宣讲员、社情民意收集员、社会舆论引导员、乡风文明传播员和文化活动指导员作用。在制度层面，订立一套符合基层实际的管理制度，包括理事会章程、理事会工作职责、理事会工作制度、理事会组织机构、乡村文化驻堂制度、理事会工作评价等。

　　李玲玲介绍，理事会负责制目前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带有群众文化群众办的自治性质，一类是引入社会资本办文化。

　　群众文化群众办，其优点在于最大限度地调动村里的文艺骨干、热心参与者、带头人和其他社会资源进入文化礼堂，其经费来源主要靠自筹，政府给予适当的资金支持。

　　黄岩区繁荣村文化礼堂的前身是农民学习会馆，建于2009年。一开始，由村两委直接管理，但村里事情多，村干部忙不过来。2013年8月成立了理事会，让农民自己管理。每年的资金用于哪些文化项目，都由理事们开会决定。“我们理事会共有22人，都是由群众推荐的有文艺特长、愿意站出来为大伙服务的热心人，其中只有3人是村两委班子成员。”繁荣村党总支副书记、文化礼堂理事会理事长何振世说，在繁荣村，每位理事手中都有一支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的文化队伍，可以说一呼百应。

　　台州还出现了民间资本介入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现象。如天台县平桥镇田中央村文化礼堂由几位企业家出资600万元建成。黄岩区长塘村文化礼堂由安徽籍民工徐守葵出资，租用长塘村原村办公室建成，内辟四川、重庆、贵州、安徽、河南等专列活动空间，让上万名外地民工有了一个心灵的归宿地，房屋租赁费每年8万元，建设费和日常费用全部由社会资金解决。

　　与此同时，长塘村文化礼堂理事会还参与处理外来务工人员的劳资纠纷、工伤事故、日常生活的冲突等，因为特有的乡情，往往产生出乎意料的效果，很多复杂问题变得易于解决，从而提供了在文化礼堂上嫁接其他社会服务功能的成功经验。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副教授阮可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法人治理结构，推动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等组建理事会，吸纳有关方面代表、专业人士、各界群众参与管理。顶层制度设计已转换为基层具体实践，浙江的温州、义乌等地图书馆已先行先试，成立了以理事会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但在基层文化阵地，特别是农村，如何引入社会利益相关方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治理还缺少尝试，台州农村文化礼堂理事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