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学子手绘漫画 向原子城前辈大师致敬

　　刚刚过去的暑假，一群浙大学子来到青海原子城，追寻先辈留下的足迹。

　　蓝天，红瓦，无垠的绿草地，绵延的黄土坡。海拔3000多米，猛烈的高原风吹过。这里的年平均气温是零下0.4度。就是在原子城，王淦昌、程开甲、唐孝威等一代浙大人为中国的两弹事业奉献了青春。

　　今天，浙大学子手绘一组漫画，致敬前辈大师。

　　王淦昌：“我愿以身许国”

　　曾任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伴随着浙大西迁的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在湄潭和原子城的度过的是人生中的两段重要时光。见证了王淦昌而立之年的研究成果，是浙大有缘，而记录了王淦昌半百岁月的重大贡献，则是原子城有幸。

　　1961年4月，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王淦昌接到了中央的秘密通知，希望他参加中国的核武器研究。怀着一腔报国热血的他毫无迟疑地作出了放弃自己得心应手的基本粒子研究的决定，改做他不熟悉但是国家迫切需要的应用性研究，并改名为“王京”，以“我愿以身许国”六个掷地有声的大字开始了核武器的研制工作。

　　1963年，成功进行了燕山脚下17号工地爆轰实验后，中国的核武器试验拉开了序幕，王淦昌同一批科研人员来到了对外称221厂、位于青海省金银滩草原中心地带的核武器研制基地。

　　在221厂，王淦昌主抓爆轰实验，也就是“冷实验”工作。爆轰实验分散在几个离他住地很远的实验基地进行，为了随时掌握实验进行的情况，五十多岁的王淦昌需要在几个实验基地之间来回穿梭。刚刚建成的基地生活条件艰苦，3200米的高海拔也易让人产生高原反应，但他坚持深入到车间、实验室和试验场地，对每个技术、数据和实验的准备工作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保证了一次次实验获得成功。每天，人们都可以看到被基地的小伙子们幽默地称为“王老头”的他穿着一身统一配发的军用大衣，脚上穿着一双高筒靴，坐着吉普车匆匆而过。

　　1969年，王淦昌在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领导中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的研究工作，已经过了花甲之年的他背着氧气袋四处奔波，为我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作出了巨大贡献。

　　程开甲：“我希望中国强起来”

　　程开甲说：“我国核试验，是有名的、无名的英雄们，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完成的。”

　　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曾留校任教的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教授和浙江大学的感情亦是深厚。求学期间正值浙大西迁之时，程开甲上过王淦昌、束星北等物理系教授的课，成长于物理系活跃的学术氛围中，自那时起培养出了实事求是的学风和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

　　1960年夏，经钱三强点将，程开甲走进了核武器研制的队伍，从此他在科学界销声匿迹几十年。被人们称为“核司令”的他是核试验技术总体负责人。从1962年筹建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到1984年离开核试验基地，前后22年，程开甲先后成功筹划、主持了30余次各种类型的核武器试验，基本上都获得预定的试验目标。

　　每次开展核试验，程开甲都会亲身到最艰苦、最危险的一线去检查指导。他多次进入地下核试验爆后现场，爬进测试廊道、测试间，甚至到最危险的爆心。到原子弹爆心作考察，好比深入虎穴去追踪考察，不仅在我国前所未有，在世界试验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程开甲经过细心计算，认为采取多种防护措施后，可以进入。冒着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他和工作人员们戴上口罩、手套、安全帽向已被爆炸波挤扁的洞口前进，最后进到爆炸形成的一个巨大空间。顾不上自己身体吃了多少剂量的辐射，他们抓紧时间查看着试验中所发生的问题。这一次进洞考察，程开甲仔细观察、取样、测试，得到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和数据。

　　唐孝威：激情燃烧的岁月

　　现为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的唐孝威院士在原子城度过了他的青春岁月：“新中国刚成立，一穷二白，研究核技术除了激情，还能拥有什么。”1960年4月起，唐孝威开始参与中国两弹研制，他是确证中子点火技术成功的第一人，同时也是判断并证实我国氢弹原理成功的第一人。

　　唐孝威在两弹研究中的任务，是有关研制核武器所需的核探测及探测器的研制工作。在实验的准备工作告一段落以后，唐孝威和他的助手从北京迁居到青海原子城。

　　青海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一切日用品都需要从遥远的内地运来，仪器材料更是如此，唐孝威常要靠双手去组装所用的仪器。身体瘦弱的他，从北京到青海后，在紧张的工作中经常感冒。因此，他的上衣口袋里总是放着感冒药，这样可以随时服用，不致于影响工作。

　　他还患有风湿脊椎炎，高原的寒冷常使关节炎发作，造成行动不便，严重时甚至会卧床不起，但他对工作却毫不松懈。唐孝威在工作中要求很严格，例如对电子学线路。他常常说，连接测试仪器的实验用电缆线，是传递信号数据的通道，要把它们看成是实验中的生命线。他还在实验中不断总结实验的各种注意事项，用文字形式写成规章制度，以避免因任何偶然疏忽造成的差错。其中一些规章已经在九院有关研究所一直沿用下来，成为测试工作定型的规章和操作程序，对保证实验的质量起了重要的作用。

　　除了上面三位科学工作者以外，还有工作到最后一刻的林俊德院士、理论物理学家贺贤土院士以及为核事业奉献终生的张同星等众多老浙大人，他们也为两弹研制和中国的核事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正如唐孝威院士所说：“现在的年轻一代，应该知道我们国家的那段历史。”我们应当了解国家日渐强盛这一路走来的奋斗和艰辛，应当铭记先辈们在这一路上兢兢业业的付出和贡献，感受历久弥新的两弹精神，书写新的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