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视域下“中国学术走出去”的语言战略——首期“语言智库跨学科工作坊”侧记

      肇始于经济领域的全球化浪潮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已成为几乎所有社会分析和政策选择首要考虑的时代背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开放、融合、交流、互鉴成为各领域开拓发展的主题词。全球化不是全世界只有一种声音，而是多种声音的交响。

　　早在2004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要大力实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扩大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世界上的影响。历经十年努力，中国已经逐步在国际舞台发出自己的声音，讲述中国故事。在这一文化战略实施进程中，“中国学术走出去”是“文化走出去”的核心和关键之一，语言战略又是推进“中国学术走出去”的首要问题。

　　2015年12月3日，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设立的“语言智库跨学科对话”首期工作坊正式启动。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邓惟佳副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院沈骑教授和复旦大学外文学院郑咏滟副教授三位学者就“中国学术走出去”背景下的语言战略，从宏观到微观，以新闻传播学、语言政策、语言规划为视角展开讨论和对话。工作坊吸引了不少来自东北、江苏、浙江等地与众多沪上高校的学者、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整场讨论气氛热烈，精彩纷呈。三位学者先后阐述和分析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对外传播的现状与发展，提出国际学术交流领域语言规划研究的问题与方法，分析人文社会科学 “走出去”过程中的语言选择与语言意识形态，并从新闻传播学、语言战略视角提出咨政建议，三人对话启思增智，开阔视野，堪称一场跨学科的学术交流盛宴。

　　邓惟佳首先就2005年至2014年十年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对外传播现状进行分析，从学术传播传统渠道“国际核心学术期刊文献发表”、“学术期刊‘国际化’发展”、“图书出版‘走出去’”和学术传播非传统渠道“举办和参与国际学术会议”、“以国际学者互访和跨国学术共同体建设为主要方式的学术人际传播”以及“全球学术社交网站”出发探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对外传播近十年的发展情况、存在的问题。她指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领域的学者们必须树立这样的意识：国际学术不是某几个发达国家的专利或专享，国际核心学术期刊也不是学术霸权的传播场域，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应该在学习和吸收世界先进学术成果的基础上立足本国，重点关注和研究中国各方面发展的最新成果和面临问题，用世界的学术话语体系对外传播中国最新科研成果，从而建立坚定的中国学术自信。”通过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对外传播的全面考察和问题分析，邓惟佳提出了“从传者、传播内容、把关人、传播渠道、传播效果和优化手段”等角度探讨未来可能的发展之路。同时，邓惟佳副教授还指出：我们也不能忽视学术传播非传统渠道的辅助作用，要充分发挥国际访问学者学术成果全球传播的积极作用；打破传统学术传播生态圈，利用全球学术社交网络传播中国学术成果。

　　接着，沈骑教授就国际学术交流领域语言规划研究的问题与方法，提出了一个基于不同对象层次、多问题领域的语言规划分析框架。沈骑教授指出，国际学术交流领域的语言规划研究可以从语言本体规划、语言地位规划、语言习得规划和语言声望规划展开；研究对象可涉及国家（地区）、学术团体、高校（研究机构）、教师（科研人员）和学生（研究生）；研究问题可细分为语言实践问题：语言使用、语言选择、语言规范等，语言信仰问题：语言态度、语言身份、语言价值观、语言安全等，语言管理问题：显性语言政策、隐形语言政策和政策过程等；并进一步指出，基于上述对象层次和问题领域语言问题的调查和分析，语言规划的主要任务是提出相应的措施和改进建议，探索提升国际学术交流领域语言能力和解决问题的途径、方法和机制。此分析框架是国际学术交流领域语言规划研究的首次提出，对构建国际学术交流领域语言规划的研究体系，推动此领域语言规划研究的深入开展有着重要意义。

　　最后，郑咏滟副教授做了题为“国际学术交流领域的语言政策与语言实践”的报告。她首先和与会人员分享了一组数据：仅2014年一年，全世界近1万家学术出版社，1.7万所大学、科研机构900万科研人员发表科研论文250万篇，全文下载量25亿次，一年产生的经济效益高达250亿美元。这充分表明：“随着全球化进一步深入，当今全球知识网络进入一体化时代，国际学术发表已成为一项全球活动”。郑咏滟从国家宏观层面、高等教育机构中观层面和个体研究者微观层面剖析了国际学术交流与发表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尽管近十年来，我国科研产出大幅增加（自2013年起，我国科研产出占世界第二位），但质量指标（引用率）仅接近世界平均水平。接着，郑咏滟又以2005至2014十年间中国“人文社科”国际学术发表为例，提出英语作为国际学术发表语言的三个争议：“英语当今的至尊地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吗？英语是一个绝对中立的学术语言吗？选择英语是科研人员与机构的自主决定吗？”并指出：这背后有着深层次的语言意识形态问题，英语成为学术交流语言有着复杂的社会政治因素，在一定意义上是启蒙科学观和学术地缘政治的表现。针对目前SSCI、A&HCI收录期刊的语言仍然以欧洲语言为主，亚洲语言集体失声；中国学者国际发表的语言选择严重失衡；中国学者国际合作处于全球网络的边缘地位等问题，郑咏滟提出了三个国际学术交流的语言规划建议：1.国际学术交流领域应倡导英语为主、多语为辅的发表模式；2.加强中国学术外译水平、增强外译语种多样性；3.建立多语种学术交流语言的教学体系。

      在互动问答环节，与会人员就“中国学术走出去”的内涵与外延、增强多语国际发表以及开展多语学术语言教学等与三位学者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会者提出：以西方理论与范式研究中国问题在国际发表是“中国学者走出去”，在多大程度上是“中国学术走出去”？“中国学术走出去”的载体是不是一定是中国学者，外国学者利用中国理论与范式研究中国问题属不属于“中国学术走出去”？三位学者认为，“中国学术思想”走出去的前提是“中国学者”走出去，因此以西方理论与范式研究中国问题进行国际学术交流也是“中国学术走出去”的体现；而外国学者了解中国理论与范式，并据此研究中国问题的基础是中国学术思想的传播以及国际化教育的广泛开展，这进一步说明了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学术走出去”的重要性。针对增强多语国际发表以及建立多语学术语言教学问题，专家以研究西班牙语学者为例指出：要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文章，应扩展视野，将研究主题从语言学扩展到区域国别研究等领域，并以比较研究为抓手研究中国现实问题，为理论研究做贡献。此外，三位学者还认为：学术研究是各领域发展的高地，因此学术语言的教学与研究非常重要。在外语教育规划上，不能只关注外语应用技能培养，而应把外语学术语言能力培养提到议事日程。

　　在全球化时代, 我们已经无法把自己封闭于一隅,而应更加频繁地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和对话,通过这种交流和互动式的对话使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走出国门,发挥更广泛的国际影响。追求国家语言安全与文化安全不是闭关锁国，而要通过打开国门走向世界增强自己的实力，传播自己的声音，抵御话语霸权和文化霸权。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只有通过文化间的对话，……才能获得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消除文化之间的误解和偏见，达到‘美美与共’的文化宽容境界，为21世纪人类的和平共处做人文价值观的铺垫”。

　　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是国家语委首家科研基地，2015年6月中心成为国家语言文字智库试点单位之一。中心致力于语言战略与语言政策学术研究，倡导以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研究，鼓励学科交叉和跨界对话，为语言文字工作决策咨询创造学术平台。在本次“语言智库跨学科对话”工作坊里，三位学者反复提到“学术自觉”与“学术自信”尤其值得关注。“学术自觉”与“学术自信”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一方面，中国学者只有清楚地认识自己民族的文化，自觉地投入独立原创的学术研究，才能为世界知识体系做出中国的贡献，进而提升本土学者的“学术自信”；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学术压倒性优势使中国学者产生“学术自信”危机，只有重建本土学术自信，构建本体学术研究主体认同，中国学者方能自觉产出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提高中国在国际学术交流领域的话语权。

作者：曹原

来源：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