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达利遇上但丁

　　今年是伟大的意大利作家但丁·阿利吉耶里(1265-1321)诞辰750周年，在他的家乡佛罗伦萨，一场名为“达利遇上但丁”的展览于7月2日至9月27日在美第奇-里卡迪宫举行。展览呈现西班牙艺术家萨尔瓦多·达利(1904-1989)根据但丁的名作《神曲》创作的全部100幅插图。

　　达利与《神曲》的结缘始于上一次的纪念活动。上世纪50年代，在但丁诞辰700周年来临之际，意大利政府邀请达利为《神曲》创作一个特别的纪念版本。当这个计划公布之时，遭到了意大利人的激烈反对，他们无法接受由一位西班牙人来执掌画笔诠释但丁的遗产，更何况达利是一位非常前卫的超现实主义者，具有极强的个人风格。

　　虽然这场合作计划流产了，但是达利在随后的10年里依然坚持着完成了这一系列的创作，在但丁的王国中经历了自己的旅程。他将但丁富有韵律的诗句、精心雕琢的人物、怪诞不经的惩罚方式进行了深入的演绎。他将超自然和精神性的因素相融会，在作品中加入了自己独特的个性，将人物、天使、扭曲的身体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了达利版本的《神曲》。

　　此后，法国知名出版人约瑟夫·佛莱特(Joseph Foret)将达利这一系列作品推向公众视野。他们曾经合作出版过达利的《堂吉诃德》系列。这一次，在达利的监督下，他的水彩画作品被转化为木版画，得以复制传播。

　　本次展览中，世人可以一觑两位艺术家关于生命、死亡、艺术、宗教的对话。

　　 《神曲》让艺术家倾心

　　在如今佛罗伦萨的但丁故居里，有一份1302年3月佛罗伦萨法庭对于但丁的判决书。但丁年轻的时候热衷于政治，但他的所属党派在斗争中失利，但丁也遭到了流放，他永远不得回到故乡，否则将被处以火刑。《神曲》创作于1304至1321年，是但丁在流放过程中写就的。《神曲》全诗共分为《地狱篇》、《炼狱篇》、《天堂篇》三个部分，每部33篇，加上《地狱篇》前面有一首序诗，总共是100篇。诗句三行一段，连锁押韵，各篇长短大致相等，每部也基本相等。全书以第一人称的角度，描述了但丁在地狱、炼狱和天堂游历的经过。一开始主人公是由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引导的，后来其引导者换作他的心上人贝缇丽彩·坡提纳里。

　　在旅途中，但丁遇到了许多名人的灵魂，并与之交谈，这其中包括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教皇、皇帝、诗人、哲人、科学家、圣人等。《神曲》对中世纪政治、哲学、科学、神学、诗歌、绘画、文化等都作了艺术性的阐述和总结。因此，它不仅在艺术性上是一座划时代的里程碑，而且是一部反映社会生活状况、传授知识的百科全书式的鸿篇巨制。

　　几个世纪以来，很多艺术家都对《神曲》这个主题倾心不已。1490年至1497年，波提切利就曾在美第奇家族的委托下根据《神曲》创作绘画，这一系列作品而今收藏于德国柏林国立博物馆和梵蒂冈图书馆。英国诗人和画家威廉·布莱克也曾在晚年创作过《神曲》系列绘画，1913年，在他去世30年后，该系列作品在英国泰特美术馆首次于世人见面。奥古斯特·罗丹最重要的雕塑作品《地狱之门》正描绘了《神曲》之中《地狱篇》的场景，而端坐在门檐正中的是垂头思考的但丁，而后也演化为广泛意义上的创作者形象。及至现代，罗伯特·劳申伯格在1958年至1960年间将《地狱篇》的34个篇章转化为图像，在这之中，除了融入自己的风格，例如抽象的笔触、拼贴的技巧，艺术家还加入了肯尼迪总统等时代形象。

　　在这一悠长的关于《神曲》的艺术史的序列中，达利也拥有自己独特的一席之地，他的标志性的超现实主义风景时刻存在于画面之中。针对《神曲》，他运用了“偏执狂的批判法”和强烈的精神分析的视角。事实上，在《地狱篇》和《炼狱篇》中，人类的罪恶和弱点本来就常常以无意识的方式显现出来。如是，达利呈现了一个非典型的地狱形象。尽管充满了恐怖的暴行以及扭曲的躯体，但是其插画又充满了光与色彩。在画面中，但丁身穿红色衣装，维吉尔则是一身蓝色。

　　 达利的符号无处不在

　　很多我们所熟悉的达利的标志性符号同样穿插于《神曲》之中。首先是天使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还有达利所钟爱的“拐杖”形象。拐杖代表着死亡和复兴，以及世人的弱点，同时它也代表了身体和灵魂的支撑和稳定。在《地狱篇》第28歌，穆罕默德的身体被撕裂开来，他的内脏裸露在外，而正是拐杖支撑着他的内脏。

　　达利另一个钟爱的主题“抽屉”出现在《炼狱篇》之中。“抽屉人”这个概念是从弗洛伊德的理论演化而来的。因为人类身体在古希腊时代是非常柏拉图的，到了20世纪，则仿佛是一个个隐秘的抽屉，“等待着精神分析的方式将其打开”。

　　在《炼狱篇》的第一章，天使垂着头，它的身体似乎在经受痛苦，骨头从膝盖中掉落出来，翅膀上也有裂痕。它身上的抽屉被打开了，天使在其中寻找着什么。抽屉代表着秘密、记忆和未知，是无意识的容器，这幅画面似乎寓意着一种自我审视罪行的方式。

　　在这一个系列中，我们还能发现达利那些最著名画作的影子。例如《地狱篇》第30歌的软塌塌的形象会让人联想到他最著名的那幅《记忆的永恒》(The Persistence of Memory，1931)。《天堂篇》第14歌的图像则让人联想到他极富争议的《十字若望的基督》(Christ of Saint John of the Cross，1951)。

　　 她的在场让他获得超越

　　在但丁的旅途中，他与贝缇丽彩在伊甸园中相遇(《炼狱篇》第30歌)。诗人维吉尔无法继续旅程，因为身为异教徒，他不能进入天堂。因此，但丁由贝缇丽彩的灵魂陪伴，经过天国，面见上帝。

　　我们对于贝缇丽彩这个人物所知甚少，根据但丁在《新生》(Vita Nova，1293-1295)中的描述，贝缇丽彩是一个佛罗伦萨银行家的女儿，比但丁小几岁，但是在24岁的时候就不幸去世了。据悉，但丁一生只和贝缇丽彩见过两次，一次是在她9岁的时候，还有一次，她是18岁。然而但丁依然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个姑娘。

　　在但丁的作品中，贝缇丽彩代表了理想女性的形象，她可以引起一个人痛苦而美好的爱恋，也可以将平凡的激情转化为纯粹而高尚的情愫。她是人类情感和上帝慈悲之间的调和剂。她灵魂的在场让诗人超越自己智性的局限，以最完整的方式表达爱这个词，即永恒和神圣之爱。

　　这样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在此后数个世纪的艺术和文学之中具有重要影响。对于达利来说，他也有自己的贝缇丽彩，那就是卡拉。1929年，达利和卡拉相遇。当时，卡拉是诗人保尔·艾吕雅(Paul Eluard)的妻子和缪斯，而且她比达利大11岁。但是二人冲破了世俗的一切阻隔，伴随彼此直至终老。他们结过两次婚，1932年通过法律程序民事结合，1958年在教堂中举办婚礼。

　　就像贝缇丽彩和但丁的关系，卡拉之于达利同样是一个像是上帝信使一般的人物。她不仅是他的创作缪斯，也让他得以更加完整地理解、体验这个世界。这种关系同样体现在艺术家的创作中。

　　20世纪，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世俗和宗教之间的关系。达利出生在一个意见极其不统一的家庭中，他的父亲是激烈的无神论者，母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达利本人也毕生在与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做斗争。早年，他带有性意味的作品被视为罪恶的象征。达利也常常探索宗教主题，毫不在意可能会引起的争议。例如在《里加港的圣母》(The Madonna of Port Lligat)中，卡拉做了这幅画的模特，而在达利眼中，卡拉正是这样一位兼具神性和母性的形象。

　　在二战之后，达利为战争的残暴和原子弹的爆炸所影响，发展出一种所谓“核神秘主义”风格。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他通过核物理学、数学等科学视角来表达宗教主题。有一次，他甚至梦到一个原子变成了基督，宇宙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