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0月5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以及另外两名科学家，表彰他们在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中国科学家首次获得诺贝尔科学类奖项，引来一片叫好声，但也有不同声音出现。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事件？屠呦呦获奖给出怎样的启示？本期刊发三篇文章，以飨读者。
              国家实力取决于有创见的“第一人”
　　提高国民素养当然重要，但国家实力还是取决于有创见的“第一人”，否则中国永远只能仿制别人或者充当让别国的“第一”获得无限放大机会的默默无闻者。
　　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诺奖”实至名归，这无疑是一件值得庆祝的好事，不只是因为得奖，更因为这是一个造福众生的发现，而发现者是一位中国人。
　　其实，屠呦呦获奖不是第一次，在2011年她就获得了国际医学大奖。美国拉斯克奖曾将其临床医学研究奖授予这位杰出女性，这是国际地位仅次于诺贝尔奖的国际医学大奖。所以，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说明国际科学界对她的再次确认。
　　毋庸讳言，屠呦呦获奖在国内有多种声音，所以才有国际认可和国内未认可之间的反差。这里我们无意对之评价，因为拉斯克奖评奖委员会给出的三条标准说明了一切：谁第一个找到青蒿？谁第一个提炼出抑制率100%的青蒿素？谁第一个运用于临床？学界认可屠呦呦。
　　拉斯克奖评委会提出的这三个标准做了一个简单梳理，即追问“从茫茫物质世界中，将特定物质中的特定成分提取出来，导向特定的疾病靶标”，这三个环节的第一个完成者是谁？在研发新药青蒿素的三个关键点上，屠呦呦都是“第一人”，从这个角度说，无论拉奖还是诺奖，授予她实在是天经地义。
　　当然，在举国体制背景下研制成功的青蒿素，归之于屠呦呦一个人，难免让许多人心情复杂：整个新药研制过程何其复杂，各路人马谁不是全力以赴，从发现青蒿到制成新药，岂是任何一个人能独自承担下来的？如此想法在常理上，都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对照国际评奖的标准，却都是毫无道理的：科技评奖当然关注效果，因为科学的使命就是改进人类生存状况，没有效果，奖励什么？但科技评奖又不仅仅关注效果。效果是前提，谁第一个找到这条通向成功的道路，才是评奖的聚焦点。科技界从来不抹杀科学共同体成员的集体贡献，所以有“站在巨人肩上”的说法，但更重视第一人的作用也是实情。这不是评奖委员会诸公的个人偏好，而是科学发现的内在要求。
　　科学发现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无”意味着没有方向，实现从无到有，首要突破的就是“有”，正确的方向是成功的起点。数学界何以有那么多猜想，而证明猜想者无论多么富有创见，都无法同猜想者相提并论，因为证明猜想者永远只是在猜想提出的方向上努力。没有猜想，他们都不知道该作何努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最早发现方向者就是1，没有后来者持续努力，1可能永远只是1。相对这个1，后来者如同无数个0，他们能成十倍、百倍地使1增值，但没有这个1，所有后来者只是0，他们所有的努力都可能徒劳。当年美国和中国同时开展抗疟药研制竞赛，美国科研和财政实力远胜于中国，据说一共测试了数十万种植物和矿物，但就是因为缺少屠呦呦这样成功找到青蒿的“第一人”，所有努力终成泡影。就此而论，诺奖奖励的就是这个1，所有0不是没有贡献，只是因为有了1，他们的努力才成为贡献。
　　把这个道理用到教育上来，中国要成为科技强国，教育必须关注这个1的培养。提高全体国民的素养，保证每个人的健康发展当然重要，绝对不可掉以轻心，但国家实力取决于有创见的“第一人”，否则中国永远只能仿制别人或者充当让别国的“第一”获得无限放大机会的默默无闻者。既然这不是大国的逻辑，那么中国教育必须加倍努力，实现为国家造就“第一人”的神圣使命。（顾骏 作者系上海大学教授）

　　喜看“诺奖”推动医学研究新局
　　只有大胆地走在创新之路上，促进中西医的尊重与对话，我们才有理由去拥抱医学的终极价值，而这正是屠呦呦给整个医学研究最大的启示和意义。
　　屠呦呦获奖，各方声音蜂拥而至，有祝贺，也有质疑，一时间很难理出舆论头绪。更多人开始追问，诺贝尔奖是不是颁发给中医的，甚至掀起了一股中医存废之争的讨论。面对如此重要的历史时刻，难道不应该立足“诺奖”契机，在舆论议题设置上反思并审视中国的医学现状与发展吗？
　　面对中国第一个诺贝尔科学奖，有争论总是好事。然而，许多争论最终转向了事物的对立面，成了中西医之争。这种非此即彼的争论注定是没有结局的。要知道，诺贝尔奖颁给的不是西医，也不是中医，而是能够治病救人的科学。不能站在医学的终极价值观上来审视屠呦呦和她的诺贝尔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科学就一定是西医吗？中医就一定不讲科学吗？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对科学的理解还停留在狭隘的实验与证伪层面。殊不知，科学的意义已经在不断发展。从牛顿力学以来的近代科学观，到20世纪60年代生命科学和复杂科学的兴起，科学的内涵不是一直在变化吗？今天，当西方话语不断反思科学时，我们还依然停留在朴素的科学思维那里，将其视为唯一合法的认知范式，并借此对中医进行审判。除了二元对立，除了非此即彼，二者不能和解与对话吗？
　　屠呦呦从传统草药中提炼青蒿素，正是揭示了传统医学现代化的新方向。答案非常简单：创新拯救中医，创新拯救医学。医学创新的前提，是整个医学体制的保障与创新。我们需要以诺贝尔奖为契机，重新反思并审视中国的医学体制，开启医学管理与创新的新局面，而这同样需要舆论的跟进与支持。
　　试想，如果整个管理体制没有给医学创新足够的重视和尊重，整个药业注定会陷入一种浮躁的、急功近利的、缺乏远见的生态体系。根据英格兰医学杂志提供的数据，2013年，中国和美国的药物研发投入分别为84亿、1193亿，而中国用于新药研发的费用不足20%。显然，如果用于新药研发的资金投入不足，再加上审批门槛的混乱，以及社会认可机制的多重设防，这无异于掐断了医学创新的喉咙。
　　其实，除了对医学研发环节的特别重视，还应该关注更大的行业生态。医学成果的生产，取决于多个研发环节的相互配合，而这又涉及到诸多管理部门的协同与合作。中医面临的情况可能更为糟糕。当前极为混乱的草药生产环节，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医的社会公信力。土壤污染、环境恶化、人为造假等现象越发严重，直接危及草药本身的药性和药力，而且同一草药的地域差异非常之大。显然，推动医学研究的新局面，需要食药部门、卫生部门、环保部门、工商部门等多部门之间的通力合作，以此规范医药生产与研发的整个链条。
　　倘若没有鼓励创新的体制保障，屠呦呦和她的诺贝尔奖就只能是偶然。因此，只有大胆地走在创新之路上，促进中西医的尊重与对话，我们才有理由去拥抱医学的终极价值，而这正是屠呦呦给整个医学研究最大的启示和意义。（刘涛 作者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别拿屠呦呦的身份透视整个学术界
　　正如李克强总理在贺电中所言，屠呦呦获奖，正是“中国科技繁荣进步的体现”。中国科学界水平在许多领域已经赶超甚至领先国际先进水平，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屠呦呦”。
　　同时，屠呦呦在青蒿素工作上的成就，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青睐，也会帮助人们意识到，无论是诺贝尔奖，还是SCI论文，或是《科学》《自然》等看着高大上的国际刊物，也都只是评价手段而已，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有足够信心坚持自己的方向，没必要妄自菲薄。有些人还在坚持“诺贝尔科学奖这次有没有照顾中国人”的疑问，这种缺乏信心的表现已经不合时宜——科学大奖并不会照顾任何人，只要有了足够的资格，自然就会被关注到。
　　另一方面，屠呦呦代表中国大陆科学家的诺贝尔奖首破纪录，也是对那些希望毕其功于一役的速成论者的提醒。科学有自己的科学规律，最忌的就是急功近利。它无法严格地用投入去预测产出，不是简单地资源叠加就能创造出新事物，也很难按部就班达到预定的目标。有人为屠呦呦抱不平，这位诺奖得主居然是一位“三无”科学家：无博士学历，无院士头衔，无留洋经历。但这很可能只是个例——第二个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可能不会“三无”，但也很难说一定就是院士。我们没有必要因此给一位科学家本人贴上或许她并不情愿的标签，也并不合适通过这样一个标签来透视整个学术界。
　　但“三无”之于屠呦呦因为诺奖而再次放大后，倒是提醒我们，真正重要的是让科学回归科学，让热爱科学的人更容易碰触到科学的进口。科学的通途可能有很多走法，无论有什么样的头衔和身份，无论是在哪里，只要是做科学的人，就是一位科学家，无关其他。有人描述得很形象，真正钟情于科学的人并不想着拿奖，也许一辈子都不会有惊艳的成果，他们只是用毕生精力，在科学的某个关口书写了四个大字：“此路不通！”
　　对这些科学家来说，更灵活、更多元的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更加至关重要。日本的诺贝尔科学奖的很多获奖者，都属于来自民间机构和企业的科学家。在美国，像微软这样的大公司，都集聚了一批有才华的科学家从事基础研究。实际上，对于科学和技术的创新体制机制认识是在不断刷新和提高的。最近刚刚出台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政策和导向落实落地的迹象：“研究制定科研机构创新绩效评价办法，……突出中长期目标导向，评价重点从研究成果数量转向研究质量、原创价值和实际贡献”，类似的举措将让有志于献身科学的人坐下来，让被浮躁之风侵染的学术界静下来。
　　整个世界都在感谢青蒿素和科学。中国科学家也要感谢屠呦呦先生，诺奖的这层窗户纸终于被捅破：无论是中国人没能力拿诺贝尔科学奖，还是没能拿，都已经不再是一桩心魔。（余建斌 原载2015年10月6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以自信，以自省》，有删节）

本文来源: 教育局

08.10.2015  1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