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锋在前的“突击队”

04.12.2014  11:44

榜样在身边
          □本报记者 王 丹 通讯员 庄颖娜 沈基飞
          已是耄耋之年的著名防原医学与新武器生物效应、反恐救援专家王德文,曾是上世纪60年代我国首个核试验病理分队最年轻的队员。作为我国唯一全程参加核武器生物效应实验的医学专家,艰苦的研究生涯在他身上留下诸多创伤——白细胞数常年低于常人,双耳几乎失聪……
          半个世纪以来,王德文和他带领的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实验病理学研究室研究团队,为我国核武器效应研究、放射病理学研究、新武器效应研究、反恐怖应急救援研究等奉献了青春、热血甚至生命。
          ■从零开始积累科研数据
          1964年,当蘑菇云在我国西北大漠腾空而起,一支被称为“核试验病理分队”的队伍冲向离爆心最近的地方,回收猪、羊、猴、大白鼠等实验动物,从它们的尸体中发现问题,积累数据,由此开始了我国核武器损伤防护和救治研究。这支队伍就是由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专家组成的。
          没有“巨人”的肩膀可以依靠。高新技术武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各国从来都是高度保密,这就意味着研究团队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一次核爆炸后,王德文带领病理分队的同志,穿戴重达10多斤的铅围裙和专业防护服,在酷暑中昼夜不停地解剖近百只实验动物。连续奋战两个昼夜,却没有新的发现。
          经过重新思考,王德文意识到一批动物体表伤似乎与别的动物有所不同,于是他独自跑到2公里外,把埋掉的动物全部扒出来,在恶臭中重新解剖。最终,王德文团队在世界上首次发现,核爆炸不仅会对人体造成光辐射、冲击波、早期核辐射、放射性沾染4种伤害,还会引起震动伤害和电磁脉冲伤害。由此,我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完成核爆炸全部杀伤因素医学防护研究的国家。
          王德文及其团队还在国际上首次证实核爆炸光辐射所致特殊部位烧伤规律和特点,率先提出核爆炸震动伤致伤范围、量效关系、临床病理特点、发生机理以及单兵与集体防护措施等内容。他参与的研究——战时特种武器伤害的医学防护,获得我国医药卫生领域迄今唯一的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此外,他带领团队还获得了包括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二等奖和6项军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在内的科技奖励80余项,制定国家和军用标准34项。经他们评价研究的轻武器,在全军列装,由他们提出的抗震措施和设备在重要人防及首脑指挥工程中得到应用。(下转第2版)(上接第1版)
          ■把忘我工作当作一种本分
          “总是风尘仆仆,总是奔波在路上。”这是病理研究所科研人员工作状态的真实写照。常年在地处偏远、条件恶劣的武器试验场地做实验,常年与武器弹药、动物尸体打交道,整个团队具有独特的气质:工作上干练泼辣,生活上简朴低调,为人简单直率,有着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搞军事医学的人都知道,核爆后几秒钟内,会产生100多种放射性核素,严重威胁健康。作为核试验病理分队队长,王德文每次都第一个冲向离爆心最近的地方收集动物尸体,然后再连续几天几夜加班加点解剖研究。由于恶劣的环境、高负荷的工作和大剂量的辐射,他体内的白细胞数量曾降到正常值的20%,免疫水平低下,感冒发烧是常有的事。为了搞新武器效应实验,他的双耳听力严重受损,助听器已经戴了10多年。
          2004年前后,一项重要实验进入关键阶段,古稀之年的王德文熬了6个通宵。肚子疼得厉害,他就大把大把地吃止痛药,最后晕倒在办公室,被学生送到医院抢救。检查结果显示,肝转氨酶超过正常值80多倍,肝脏大面积受损。住院治疗42天后,他又走进了实验室。
          如今,近80岁高龄的王德文仍然奋战在科研第一线,经常加班到深夜。家人和学生劝他歇歇时,他总会算笔账:“每天多工作4个小时,一年就是1460个小时,50年就是73000个小时。”
          “只有舍得豁出命,才能拿到别人没有的成果。”在这样的精神传承中,整个团队工作起来都有一股拼命的劲头。现任研究室主任彭瑞云,怀孕8个月时还在野外参加动物实验;研究员张德添在核试验现场突发急性阑尾炎,为了能够尽快工作,他坚持就地在两张桌子拼成的手术台上接受了手术;研究员王芝萍在连续几天超负荷工作后,因为劳累过度,突发脑出血,献出了年仅49岁的生命。
          该团队先后涌现出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一批高层次人才,先后培养博士后、博士和硕士研究生100余名。1997年,核试验病理分队荣立集体一等功。
          “他们把忘我工作当作一种本分,把牺牲奉献当作一种荣耀。”军事医学科学院政委高福锁感慨道。
          ■可变换道路但不能改变终点
          王德文认为,用医学研究为官兵减少甚至避免伤害,才是一名军事医学工作者的真正价值追求。作为团队的核心和灵魂,他在关键节点引领和开拓了团队的科研方向。
          1996年9月,我国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后,王德文领衔的研究室曾面临两种选择:要么继续坚守军事医学研究阵地,要么转向民用领域。当时,家人、学生、朋友都劝他选择后者,王德文却说,“对于真正的射手来说,可以转换射击位置,但枪口却必须始终瞄准靶心”。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海湾战争爆发后,王德文就注意到,美军当时大量使用的高新技术武器是我们闻所未闻的,更谈不上防护。为此,他牵头组建了全军高技术武器生物效应与防护重点实验室,对高新技术武器的致伤规律和防护展开全面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近年来,为适应非战争军事行为需求,王德文团队又率先开展了深埋人员伤情特点研究和生命监测系统研发,为提高灾害伤员救治成功率奠定了基础。
          在承担研究生病理课程的教学任务后,王德文发现学生们使用的是通用病理学教材,针对性不强,就着手组织编写军事病理学教材。如今,最新一版《现代军事病理学》厚达1800多页,是国内外第一部军事病理学专著。
          越是从事军事医学研究,越是知道和平的可贵。眼下,王德文的梦想是为国家和军队建成具有现代化水平的军事医学博物馆,时时告诫后人,远离战争、珍爱和平。他带领团队已经收集4000余件生物损伤标本、实物和文件档案,形成了声、光、电演示设备齐全的全军军事病理博物馆。2011年11月,世界最大、亚洲唯一的军事医学博物馆开工建设,预计今年年底将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