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创造”夯实实体经济根基
制造业的强盛与衰败，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寒暑表”，对于大国而言更是如此。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大国是经济强盛而制造业衰败的先例。中国的经济腾飞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无论经济发展到什么阶段，实体经济都是中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
近年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制造业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论述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前景时，要求我们“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总书记说的这“三个转变”，高度概括了中国制造业发展道路上的“三道门槛”。因此，中国制造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公企业，只有做大做强，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毋庸置疑，这些年来，我国的制造业取得了迅猛发展，大到航天飞机、航母，小到圆珠笔芯，都体现了“工匠精神”。就我国的矿山装备制造产业而言，借助上一轮的矿业“黄金十年”期，也有了量的巨变和质的飞跃，许多矿用大型装备过度依赖进口的历史也随之结束。
然而，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包括矿用装备在内的制造业还存在诸多短板，一些关键零部件还依赖进口，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还与经济大国的地位并不相匹配。
“在代表一国科技实力和经济竞争力的制造业领域，我们的核心关键技术对外依存度为50%～60%，新产品开发70%靠外来技术，一些拿得出手的高端产品，重要零部件与关键材料80%以上靠进口。如果从科技创新的角度来看，将全球制造业分为四级梯队，我们只能屈居第三梯队。”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招商银行原行长、党委书记马蔚华直言不讳地说。
尤其是这几年来，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脱实向虚”现象较为突出，严重冲击和影响了包括制造业在内的实体经济。因此，如何发展和振兴中国的制造业，成为两会上的热点话题。
依靠科技创新来振兴制造业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深入实施《中国制造2025》，加快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应用，以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生产、管理和营销模式变革。把发展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推进国家智能制造示范区、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深入实施工业强基、重大装备专项工程，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中国制造向中高端迈进。
“把‘中国制造’发展成为‘中国创造’，是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振兴中国制造业的必由之路。”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中青年知识分子联谊会副会长、奥盛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汤亮作为一个从事制造业近20年的企业管理者，对如何来发展中国制造业感悟更深。他说，这个挑战用一句话来归纳，就是看企业有没有强大的、持续的科技创新能力。如果有科技创新能力，就能以新技术、新产品引领市场，制造业就能持续盈利，企业面临的所有难题就会迎刃而解。如果没有科技创新能力，就无法淘汰落后产能，企业也难以转型升级，结果只能困守愁城。“天下武功，唯快不败”，制造业的制胜法宝，唯有“创新”不败。
此言非虚。近几年来，国家积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大力振兴中国制造业。湖南湘潭作为矿山装备比较集中的地区，其先进矿山装备制造产业被列入国家首批“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也是国家首批41家“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中惟一的矿山装备制造产业集群，足以证明国家对矿山装备制造业的高度重视。
湘潭市恒欣实业有限公司作为全球“猴车”科研、制造、销售、服务领军企业，始终依靠科技创新抢占制高点，获得了多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专利产品，实现了“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智造”的华丽转身。其研发的第二代液压“猴车”、第三代轨道式“猴车”以及无源制动梭车，不仅稳居国内市场前茅，还远销非洲、越南等国家。特别是他们的液压“猴车”自2008年投放市场后，国内矿山企业再没有进口过此类产品，结束了国内同类产品长期依赖进口的历史。
“振兴中国制造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不是一成不变的。挑战是客观存在的，机遇却是稍纵即逝。”汤亮委员坦言，中国制造业要华丽转身为“中国创造”，并且走向世界市场，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因为从前几年开始，随着“工业4.0”时代的大幕开启，世界制造业的大格局就开始重组。低端制造业在向低成本的南亚地区转移，高端制造业在向技术实力雄厚的欧美国家转移。在“两头挤压”下，中国制造业的市场空间和竞争优势都有弱化的趋势。形势逼人，时不我待，我们要有危机感，更要有紧迫感。
汤亮委员建议：一是强化科技创新的政策置顶原则。在如何振兴中国制造业问题上，企业有许多难处，业界有许多呼吁，专家有许多思路，但是政府决策部门在指导方针上，要有高屋建瓴、提纲挈领的远见，要牢牢抓住主要矛盾的“牛鼻子”，这就是花大力气推动制造业的科技创新。二是要舍得花钱建设企业人才高地。制造业的科技创新，关键在人才。在人才问题上，不能老是停留在一纸表彰，也不能满足于“蜻蜓点水”。重要的是为他们解决有充足的科研经费、给予较舒适的住房、有成果就要重奖这3个实际问题。同时，光靠企业的力量是不够的，各级政府要与企业联手，共同想办法才行。三是要用优胜劣汰的市场手段，推广制造业科技创新的新成果。制造业的许多科技新成果之所以无法迅速转化为产能，市场的“肠梗阻”作用不可忽视。譬如，市场招投标的规则，就必须严格贯彻优胜劣汰的原则，决不能让落后的产品逆向淘汰先进的东西。如果真正树立起市场“唯优是选”的观念，何愁制造业没有向上发展的勃勃生机？
“科技创新是振兴我国制造业的根本途径，也是必由之路。希望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部门，不仅是制造业的领导者，更是制造业的娘家人，不仅是为制造业保驾护航的守护神，更是为制造业摇旗呐喊鼓干劲的拉拉队！我相信，只要我们上下同心，共同拼搏，中国制造业的明天肯定是光明的！”汤亮委员充满信心地说。
以金融创新支持制造业技术创新
“中国是世界公认的经济大国，却难言是经济强国，其软肋在于同科技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全国政协委员马蔚华分析说，历史上3次科技革命的爆发，从根本上重塑了国际竞争的版图和格局。当前，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浪潮正扑面而来。发达国家都在摩拳擦掌，如美国提出“重振制造业”、德国提出“工业4.0”等。中国要真正成为经济强国，必须跟上大势、迎上风口，在最体现科技实力的先进制造业领域先行一步，重点突破。
“技术创新能力与金融支持程度密切相关。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对科技创新的金融支持，但还不能完全适应需求。”马蔚华委员话锋一转，主要问题在“四个不匹配”，即：银行业主导的金融风险偏好与科技创新的高不确定性不匹配；以国有金融机构为主的金融体系与以民营企业为主的科技创新主体不匹配；资本市场体系与制造业科技创新的融资需求不匹配；科技金融的配套服务体系与制造业技术创新所需的配套服务不匹配。
这也正是我国矿山装备制造业所面临的尴尬现状。创新必将充满挑战和风险。特别是这几年来，我国经济“脱实向虚”现象严重，而金融行业又偏重“锦上添花”而不愿“雪中送炭”，为了防范风险而不愿意向高风险的制造行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提供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和创新能力的提高。
马蔚华委员建议，要提高对金融创新的监管包容性。按照国务院《关于促进创业投资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精神，鼓励PE、VC、天使投资等创业风险投资发展，加大相关机构和业务的准入扶持；探索修改《商业银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为“投贷联动”等金融创新的进一步发展留足改革空间，并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还可借鉴美国的《平等信贷机会法》，以立法形式明确禁止信贷歧视的具体类型，强化对公平信贷的检查，以纠正金融机构重国有轻民营的金融支持倾向。要加快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探索建立创业板的分层管理机制，推动建立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和创业板、主板之间的转板机制和退市机制，让各级市场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加强非上市公司股权动态转让的制度建设，完善创业风险投资政策环境和退出机制，支持证券公司直投子公司、信托公司直投子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专业子公司等投资非上市科技企业股权、债权资产，为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科技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给予创新投入和科技金融服务机构更大力度的税收优惠。”马蔚华委员建议，鼓励企业主体加大创新投入，完善企业研发费用计核方法，调整目录管理方式，扩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适用范围，并对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等科技创业服务机构、科创类投资机构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在此基础上，可放宽注册门槛，对有限合伙制科创类股权投资企业的有限合伙人、持股团队及个人提供相应的税收优惠。
“我们还要支持各级政府建立技术创新引导母基金。实践证明，在政府引导资金的支持下建立市场化投融资平台，是引入民间资本的重要保障。通过政府引导，市场主导，改革创新财政科技资金的投入方式，将科技企业的补贴资金作为引导资金，吸引社会资本成立科技产业基金进行股权投资，以全面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创新动力和创造活力。” 马蔚华委员最后建议，优化金融支持技术创新的生态环境。大力推进信用体系建设，完善企业征信体系。可由政府牵头整合各方资源，建立健全全国性的信息共享平台，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完善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交易市场建设，建立知识产权质押、交易、处置全流程流转机制。
以中国职教4.0促中国制造2025
对我国经济来说，高素质制造业人才最缺。虽然中国制造已经走到了全球制造业的前沿，但要实现工业化向智能化的转型升级，还必须有与此相适应、相匹配的新型职教体系的引领、推动和保障。这种新型职教体系，可称为中国职教4.0。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周汉民说。
“100年前，我们的前辈黄炎培先生联合教育、实业界人士，以‘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为宗旨，筚路蓝缕、殚精竭虑，创建了中华职教社，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全国性职业教育。按当下习惯说法，这种引领、服务于我国民族工业的职业教育，可称之为中国职教1.0。”周汉民委员分析说，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面对层层封锁，我国从无到有，建立了以国有企业为主的自主制造体系，同时建设了与此相适应的，以企业、行业为主的多层次的职教体系，可称之为中国职教2.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通过引进消化，从小到大，形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制造体系，同时形成了以社会办学、政府支撑为主的大众化、普及型、服务型、全球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这可称为中国职教3.0。
从数量看，我国当下的职教院校达13300多所，在校生超过3000万人，每年毕业超过1000万人，形势喜人。但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智造”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看，还远远不能满足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有人说，“21世纪，人才最贵”，而对我国经济来说，高素质制造业人才最缺。周汉民委员认为，中国职教4.0应该具备以下基本特征：1.目标清晰：为“中国制造2025”服务；2.主体多元：企业为主，高校、政府、社会共同参与；3.办学理念：开放共享、理工融合、脑手兼顾、高质高端；4.师生组成：有志于“中国智造”事业的专业人员群体；5.教学要素：立足自主、行业协同、广征博引。
如同一切事物发展规律一样，产业和职业教育越向高端发展，其结构越复杂，对协同的要求越高。而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历程特别是当前职教现状看，虽体量巨大，但机体老化、反应迟钝、动作缓慢，其病根主要还是理念和体制问题。一是制造业对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认识不足，理工科大学发展重视不够；二是对制造业由工业时代向智能时代转型的紧迫性认识不足，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教育培训体系起步艰难；三是职业教育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作用认识不足，“智造”产业前端职教资源配置一空二白；四是政府、高校、企业、社会资源要素整合受到多重限制。
“产业发展和技能教育原本应该是相互连通的，就像我们通常所说的‘任督二脉’原本是相通的，1.0版职教体系中，教育家和实业家常常是一体的。但后来，只看到产业产生的直接效益，而忽视了教育的间接效益，再加上仿苏式的体制机制，人为割裂了产业和职教的纽带，由此导致了‘任督二脉’的阻隔，职业教育和产业发展的联系日趋貌合神离，职业教育对产业发展的引领、推动、服务功能不断弱化，最终引发了产业和教育各行各业人才长期短缺的严重局面。”周汉民委员说。
周汉民委员认为，充分认识职业教育理念和体制机制缺陷，可以从“解剖麻雀”开始。有一家已经初步具备机器人生产要素整合能力的企业，因急需人才而尝试建立机器人专业的职教网络，企业的工程师能干会说，但不会编教材，不会规范上课；企业有设备，但缺少教育场地和教育设施。为此，企业主动到高校寻找合作，上门后发现，吃惯了“皇粮”、写惯了论文的高校教师对工程师们不屑一顾，学校领导更是顾左右而言他。过去，企业寻找高校合作，只要搞定校长就OK，如今，要搞定一套领导班子，合作之难，难于上青天。
“企业和学校合作如此之难，产业和职教两大体系的协同之难可想而知。但是，打通产业和职教、企业和学校之间的‘任督二脉’，是‘中国制造2025’能否成功、两个‘百年梦’能否成真必须解决的难题，其关键和难点是校企合作，职教4.0建设的关键是破除校企之间的重重阻隔，实现校企深度融合。”周汉民委员最后建议，解决这一难题，无非就两件事：一是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二是建立畅通有序的人才流动管道。前者需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后者需要发挥好政府在体制机制建设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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