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70年】中非关系70年与中国外交的成长
内容提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中非外交实践表明，中非双方能够立足自身历史传统与现实需要，合作建构起一种新型的、具有自主意识并保持开放协同的战略合作关系结构。这种新型关系一方面型塑起一种发展导向的、合作共赢的新型南南关系，另一方面也对中国外交之民族精神成长与大国风格形成起着特殊的推进作用。具体而言，过去70年的中国对非外交的丰富实践，一是推进了中国外交全球战略布局的形成与完善；二是促进了中国外交的队伍建设、能力建设和文化建设；三是奠定了有特色的中国外交核心理念与自主思想的基调底色，并由此建构起一种日益积极正面的中国外交形象。这一切将深刻影响着未来中国外交的发展走向。
关 键 词 中国外交 全球战略布局 中非关系 理论贡献
作者简介 刘鸿武，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金华321004）；林晨，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博士生（金华321004）。
当代中非关系的开启及随后的推进，对中国当代外交具有重大意义。它有力促成了中国外交战略眼光的拓展与全球战略布局的初步形成，推进了中国外交的队伍建设、能力建设和文化建设，奠定了有特色的中国外交核心理念与自主思想的基调和底色，并由此建构起一种在发展中国家的日益积极正面的中国外交形象。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非合作论坛的有力推进，并进而汇入“一带一路”全球合作倡议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伟大实践进程，中非关系的这些重大意义获得了更为显著的呈现。今天，中非合作已经成为中国推进全球新型合作体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特殊观察窗口与最佳实验平台，深刻影响着中国外交的未来发展走向。
中非关系与中国外交之
全球布局
在近代全球联系建立以前，人类文明都以区域性的形态而存在。亚、非、欧三大陆是人类文明的核心舞台，这里曾形成一些或大或小的区域性文明形态。其中，中华文明是产生时间最古老、延续时间最持久、拓展范围最广泛的大型区域文明形态之一。历史上的中国位于亚欧大陆东侧，其疆域自东南沿海至亚洲内陆腹地，文明影响更辐射到整个东亚、东南亚，并一直延伸到中亚、南亚甚至西亚的遥远地带，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洲际规模的大型文明共同体。古代中国与周边文明在辽阔地域空间上的长久交往，一方面使得中华文明自古就具有某种程度上的那个时代的“世界视野”，在久远时代的古代中国已有所谓的南海、东海、东洋、南洋、西洋、西域这样伸延开来的时空概念，有“大明混一图”这样的世界地理学知识。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留下了“苏武牧羊”“张骞通西域”“郑和下西洋”这样中国历朝历代和平外交的美谈，也因此使得中国在历史上就有丰富的对外交往经历和认知外部世界的传统。另一方面，在中华文明内部，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华夏文明与边疆各少数民族文化形成了兼容并包、相互吸纳融合的多民族国家文化的关系结构和并存格局，使得中华文明内部本身就具有高度的文化多样性和民族多元性，在多元而又复合的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富有历史凝聚力和文化向心力的中华多民族国家关系结构。
中国历史发展的上述特点，使得中国在历史上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多元文化融合交往的政治智慧，以及富有包容性的地区国际关系的实践经验与行为理念。今天，这些传统构成了现代中国外交民族精神成长的内在基础与文化基因。尽管如此，从历史角度来看，在传统农业文明时代自成一体的中华文明，其生存发展与演化交往的空间主要还是限于亚洲东部的广阔地区，在近代以前尚未形成真正全球视野的国际体系与格局，与亚、非、拉其他文明与国家的认知与交往有限。近代以后，中国逐渐处于持续性的国家衰落时期，长期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掠夺，直至民族国家陷入被奴役、被肢解的危险境地，中华民族也由此走上寻求国家民族复兴的漫长艰辛之路。在此过程中，由于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主要来自西方国家，近代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关注，大多集中在西欧一隅的西方世界，随后又大体扩展到美国、日本及后来的苏联，而对其他的亚、非、拉广大地区关注很少。作为中国对来自西方世界外部冲击的反应，及中国被动卷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的结果，近代以后中国所形成的域外知识、所积累的对外交往经验，也自然是集中于西方世界，对西方世界的认知交往也深刻影响了近代以后中国的世界图景，这自然是一个远不全面的世界图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基于自身的历史文化实践和当时的外交关系形态，开始探寻新的对外交往合作道路，努力突破西方导向的单向度的对外交往格局，而与世界所有国家和民族建立多向度的交往关系。在此过程中，与遥远非洲大陆的交往是最具有时代变革象征意义的重大举措。中国外交的全球战略布局和开阔的世界眼光，也因此获得了最初的突破而向前推进。
中国与非洲相距遥远，双方的文明进程与文化形态也差异很大，但中非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根据中国史书记载，中非直接或间接的往来在唐宋以前已经开始，而大规模的往来发生在宋元与明初。大致形成于公元1389年（明洪武二十二年）的明代彩绘世界地图《大明混一图》，对于非洲和欧洲的地理已有准确的描绘。此外，在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王宫有一幅郑和航海图，亦清楚地标明了非洲大陆与阿拉伯半岛的整个地形地貌。这两张当时中国人所绘制的世界地图，都已经清楚地标示出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及非洲西海岸，这说明中国人对非洲地理知识的了解要比后来抵达非洲的欧洲人早至少一个世纪。尤其是600年前的15世纪初叶，中国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大致有4次抵达了东非沿海，意义深远。事实上，在宋元到明清海禁之前的数百年间，中国参与了从东亚到南亚和东非沿海的跨印度洋亚非贸易体系的建构，与西亚和东非沿海国家有着密切的直接或间接贸易往来。应该说，那是世界史上第一个具有跨大洋性质的世界贸易与文明交往体系，是亚非文明源远流长交往的伟大成果。但这一亚非文明间的贸易体系随着西方殖民列强的崛起扩张而瓦解，中非交往也随之沉寂了数百年之久。直到20世纪初叶以前，中国与非洲依然还是两个相对陌生的世界。然而，进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非交往关系开启后，与非洲大陆这块面积达3 030万平方公里的数十个年轻国家的交往，却成为推进中国形成全球交往格局的一个关键踏板或战略支点。借助于这一战略支点，中国开始逐渐走向全球、走向整个世界。虽然这一进程起初主要基于中国外交现实的发展需要，某些战略举措也具有战术性应急的特点，但从长远看，它是当代中国建立全球外交关系体系，形成中国外交全球战略布局的关键性一步。
早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人已开始思考中国如何与外部世界建立外交关系，这时正努力摆脱西方殖民枷锁的非洲大陆引起了他们的关注。毛泽东在1951年指出，二战后世界局势发生巨大变化，“许多人民民主国家成立”“整个亚洲和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斗争蓬蓬勃勃地起来了”，中国人民要“好好地和一切人民民主国家团结一致，好好地和世界上一切同情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团结一致”。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外部环境问题联系起来，关注非洲大陆的民族解放运动发展情况。1954年9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希望同“非洲国家发展事务性的关系，以增加互相的接触和了解，并创造建立正常关系的有利条件”。虽然当时非洲大陆基本上还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不具备主权国家独立的外交能力，但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已风起云涌，埃及、利比里亚、利比亚等纷纷取得独立，这促使中国逐渐重视并加强与非洲大陆新兴国家或殖民地的接触与了解。
中国与非洲国家建立现代关系的真正起点，是1955年4月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参加亚非会议的非洲国家包括埃及、利比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和黄金海岸（今加纳）。会议期间，周恩来带领的中国外交代表团与来自非洲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代表有了直接且实质性的接触，中国外交官们仔细聆听了这些遥远非洲国家代表对于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的基本看法与诉求，了解了非洲国家的期待与愿望，同时也耐心利用会场内外的机会，向非洲国家介绍和解释中国的外交政策与外交理念，并与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如埃及总统纳赛尔等）首次直接建立私人情感联系。不过，当时的非洲国家，无论是对于中国历史，还是对新成立的政权都了解有限，加之西方国家的阻挠与负面宣传，非洲国家对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仍有犹疑，因此在万隆会议期间中国与非洲国家并未签署任何正式的外交文件。尽管如此，双方在万隆会议的接触还是为随后的中非交往打开了窗口。1955年5月，埃及宗教事务部长巴库里率领的埃及政府代表团访华，双方签署建立外交关系前的第一个协议——《中埃文化合作会谈纪要》。1956年5月30日，中国与埃及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埃及由此成为首个同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从此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大陆现代外交关系的新时代。
但当时国际局势的总体情势对中非关系的发展仍有许多限制。一方面，当时非洲大陆尚处于殖民地状态，各国尚不具备与中国建立独立自主外交关系的能力，西方国家对华外交的阻挠也误导许多非洲国家对中国的认知。另一方面，当时中国在外交上基本采取对苏联“一边倒”的态势，尚未做出建立全球独立外交关系的战略性布局。然而，中国与西方关系的持续对立及随后中苏关系恶化，客观上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认真思考打破中国外交孤立的战略路径。而此时，非洲大陆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且大批年轻国家纷纷独立，使得非洲相对于中国开始有了建立和发展独立外交的可能。1959年10月4日，中国与几内亚建交，这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此之前，已有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苏丹三国分别于1958年8月、1958年11月、1959年2月与中国建交。1960年是非洲独立年，有17个国家宣布独立。当年，加纳（1960年7月5日）、马里（1960年10月25日）、索马里（1960年12月14日）3个非洲国家就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中国与一系列非洲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打开了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的一个全新窗口，对于日益陷入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冲突与包围的中国来说，其意义日显重要。当时，中国领导人明确意识到，要打破西方的封锁和苏联的打压，中国必须走近亚非拉国家。周恩来总理曾说，“我们必须走出去，让别人看到我们，听到我们的声音。”而内外环境的变化，也为中国领导人出访非洲提供了时代机遇和动力，在此背景下，1963年12月13日至1964年2月4日，周恩来总理首次对非洲十国进行了为期近两个月的深入访问。1964年1月，在同加纳总统恩克鲁玛最后一次会谈时，周恩来提出了著名的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这既标志着中国对非洲援助政策的正式形成，也是中国首次在国际上明确地宣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重大外交理念与政策，清楚地表达了中国将坚定而真诚地支持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外交立场和政治基调。从那里起，中国对独立自主对外交往道路的探寻已经开始启动，它是中国70年外交成长的关键性一步。
毋庸置疑，推进中国外交全球战略布局形成的关键性一步，是从中国援助坦赞铁路的伟大实践开始的，这份遗产直到今天还有特殊的示范意义。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中国外交“走出去”的同时，非洲国家领导人也开始日益频繁地走入中国，他们开始尝试是否可以从西方以外的世界获得推进非洲独立和发展的援助。1965年2月，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访华，请求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并告诉中国领导人，这条铁路对于坦赞两国和其他正在争取独立的非洲国家的特殊意义。周总理对此高度认同并明确表示，中国愿意援建坦赞铁路，“铁路建成后，主权是属于你们和赞比亚的”。对于援助非洲的重要意义，毛泽东主席曾这样表示，“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全世界如果不解放，中国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你们也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这些著名的论断和思想，应该说就是那个年代中国国家领导人对于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最初的阐释。
1967年9月，中、坦、赞三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订《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协定》，正式启动对坦赞铁路援建工作。1970年，中国勘测队正式向中、坦、赞三国政府提交《坦赞铁路勘测设计报告》，经过将近6年的建设，1975年10月，坦赞铁路接轨通车并进行试运营。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是非洲解放的“自由之路”和中非合作的“友谊之路”,它“把中国和非洲这两个各自寻求独立自主国际地位的国家和地区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同时也表明中国帮助南部非洲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意志、能力及务实行动,扩大了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在那个困难的年代，中国首先在发展中国家最为集中的非洲大陆树立起后来被称为“真、实、亲、诚”的中国形象。这个时期，中国还在非洲援建了涉及农业、工业、基础交通、体育、教育和卫生等众多领域的200多个项目，可谓举全国之力而为之，也由此开启了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南南合作的新模式。
中国的真诚援助对长期遭受西方殖民压迫而饱受屈辱的非洲国家具有特殊的意义，它鼓舞了非洲人民，也是中国走向世界成为全球性大国最初的一步。20世纪60年代末“文革”开始后，中国国内处于动荡之中，发展较为困难，但在外交领域仍取得了重要成就。仅70年代十年间，先后有25个非洲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包括1970年中国与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建交，1971年与尼日利亚、卢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建交。与这些国家建交对于当时中国外交环境的改善具有重大意义。当时，非洲国家为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作了很大贡献，在22个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蒋介石集体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国中，非洲国家就占11个。1971年10月25日，联大第26届会议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进行表决，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22国的提案。在76张赞成票中，非洲国家有26张。为此，毛泽东形象地称赞是非洲国家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
到1978年改革开放开启之时，中国已经与非洲43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不断扩大的中非外交关系构成了中国外交的重要支持力量，为随后中国改革开放年代在外交领域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的政治经济改革与对外关系的调整形成相互推进局面。在此背景下，1982年12月至1983年1月，中国总理赵紫阳访问了非洲十国，并提出了新时期中非经济合作的十六字方针：“平等互利、讲究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此次高访被视为“中国同非洲国家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从那时起，注重援助的经济效益和可持续性、追求互利共赢的新型经济技术合作方式,就日益成为中国对非政策调整的大方向。
中非关系对当代中国外交全球战略结构形成的意义体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西方国家试图再次围堵中国，中非关系在此时再次成为“撬动与西方及外部世界关系的一个战略支点”。1989年12月18日至21日，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应埃及总统穆巴拉克邀请对埃及开展正式友好访问。在访问埃及期间，杨尚昆主席和穆巴拉克总统举行单独会谈，并共同主持了双边政府高级官员的大组会谈。穆巴拉克指出，“埃中之间的感情是忠诚的兄弟感情，是困难时相互依靠的感情”。这是1989年后在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声中，中国国家领导人的首次出访，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此时的中非关系对中国打破西方围堵、恢复国家形象、改善国际处境起到了关键作用。同时，1989年后第一个来华访问的外国元首、政府总理和外长也都来自非洲国家。1989年底至1990年底，又有布隆迪、乌干达等十个非洲国家的元首来华访问。而从1991年起，中国开始形成一个至今已持续近30年的外交惯例，即每年年初中国外交部长的首次出访都是非洲国家,这一不成文的做法充分体现了中国对非洲国家的重视及认为非洲在中国外交中具有特殊地位。
进入21世纪后，中非关系开始跃上历史新高度，其对中国外交全球战略布局的意义也以一种更加独特的方式呈现出来。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建立，第一届部长级会议于2000年10月10日在中国北京举行，共有45个国家的80余名部长和17个国际和地区组织代表应邀与会。在某种意义上说，建立中非合作论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重要的一次外交创新尝试，展现了中国开始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在外交领域的战略意识与全球布局，它为21世纪中非关系的长远发展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制度平台，尤其是它所形成的包括首脑峰会、部长会议、协调人会议、高官会议、后续行动委员会及十多个专题分论坛配套活动的多个层面运行结构，既有顶层的理念设计与战略目标，又有具体的政策主张与项目支撑，使得中非关系既继承了友好合作的传统，又获得了巨大的制度创新与体制构建活力。历届论坛通过的政治宣言和指导未来三年的具体行动计划成为深化中非关系及推进各领域合作的指导性文件。2006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盛况空前,把中非关系所具有的巨大活力和前景充分地展示于世人面前，并由此引起了国际舆论对于中非关系的持久关注。至此，面向21世纪的中非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基本格局大体形成，而中国外交全球布局的基本雏形和精神品格已是呼之欲出。
随着中非合作论坛的机制化成效的推进，中非关系获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快速发展。时隔12年后的2018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再次在北京举行，与中国建交的53个非洲国家中有40位总统、10位总理、1位副总统以及非盟委员会主席与会，创下了历次中非峰会的新高，记录了中国主场外交的规格之最。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不干预非洲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不干涉非洲内政、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在对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在对非投资融资中谋取政治私利”等“五不”原则，并在此精神原则指导下通过了新时期中非合作的新的政治宣言与政策主张，及未来三年的新的行动计划。这一切，树立了中国对非合作的自律标杆，展示了国际发展合作的道德准则，给发展中国家的南南合作指明了新的前进方向，也为全球化进程和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非关系70年的发展历程表明，中非关系在这70年中国外交的成长中，扮演了极为特殊的基础性作用，表明中国外交具有长远的全球性战略布局和世界性眼光。在不同时期，中非之间的真诚合作为打破西方封锁、帮助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推进中国内外发展与自身变革、探寻新型国际关系结构等起到重要作用。中非合作关系所包含的战略意义与外部影响，已经超出它自身的范畴而成为撬动新时期中国与整个外部世界关系结构的一个战略性支点，成为彰显中国因改变自我、发展自我而最终影响到外部世界变革进程的一个特殊窗口。尤其是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的18年间中非关系的快速提升，既是符合历史逻辑的必然结果，更有复杂深刻的时代背景与未来指向。在某种意义上，中非关系就是这70年中国外交的成长、成熟并走向世界的通道，是外交工具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抓手与操作平台，它也为今日中国建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为新型全球化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更加宽广、更加深刻的中国外交思想的形成，开拓了前进的道路。
中非关系与中国外交之
能力建设
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与忠诚高效的外交队伍，是国家主权与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从战争年代走来的中国开始建立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和政策，开始组建自己的外交队伍。在遭受西方国家封锁的背景下，中国同亚、非、拉国家开辟了新的外交领域，其中非洲是很重要的一方面。1956年，中国与埃及建交，陈家康成为中国驻埃及也是驻非洲国家的第一个大使。至2019年，已有53个非洲国家与中国建交。在中非建立现代外交关系70年的过程中，中国向非洲国家派出了大批的外交队伍，包括部分领事队伍，前后在非洲国家工作过的中国外交官达到数千人次。他们有的一辈子扎根非洲，有的在非洲获得磨炼后再被派往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非洲地域遥远，条件相对落后，早期中国驻非外交使馆规模较小，有些处在战乱地区，文化差异大，情况复杂，异常艰苦。但由于非洲对中国外交极为特殊也特别重要，中国外交官在非洲扮演着复杂的综合性角色，除了开展一般的外交工作以外，还承担反对台独、遏制分裂势力等复杂任务，同时还承担支持非洲前线国家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的大量任务。因而，当时中国向非洲派遣的外交官都是国家外交队伍当中的优秀人才。
派遣国家公职人员到环境艰苦的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在艰苦环境中锻炼才干，培养优秀人才，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形成的历史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队伍的通常做法。根据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体制中的文官制度，历朝历代的读书人饱读诗书后考取进士，进入文官体系为政府和百姓服务时，需要从最基层或边远地区做起，通过品德和政绩考核而逐渐晋升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也保持了这一传统，毛泽东曾指出：“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主张“党员和干部要上前线”。非洲是当时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前线，中国派出外交官到非洲去都要和当地人民平等交往，不搞特权。于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非洲大陆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党和国家外交干部队伍的特殊锻炼场所。
当时，中国驻非洲外交官们在前方使馆，不仅要适应非洲大陆的特殊环境，独立开展工作，运用外语交往，处理不同情境，有时还面临战乱冲突，感染疾病等风险。但在这样的特定环境下，过去几十年，一批批中国年轻外交人走向遥远陌生的非洲大陆东西南北，为国出使，接受锻炼，开启自己的外交生涯。其中有一部分人在非洲坚持工作了一辈子，直到退休都在非洲度过，这些人是过去几十年中国对非外交的核心成员。例如，中国政府首位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贵今大使，他从1981年起从事对非工作，在31年的外交生涯中先后在肯尼亚、埃塞俄比亚、津巴布韦和南非四国常驻。1991年他在埃塞俄比亚工作时，“每晚都会听到枪声不断”，甚至“形成了一种听着枪声入眠的习惯”。还有一部分外交人，虽没有毕生在非洲工作，但其第一项任务就是被派往非洲，在锻炼了工作意志、业务能力、外语水平等之后，再轮换到世界其他地区去担任外交官。经历了在非洲的历练，年轻外交官们逐渐成为中国外交领域的中坚力量，这成为中国培养外交领域人才的一种可行方式。
中国几代外交官的身份变化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话题。大体上看，前六任外交部长周恩来、陈毅、姬鹏飞、乔冠华、黄华、吴学谦，属于老革命出身的外交官，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并在国家建设时期积极拓展中国对非外交，周恩来总理可以说是中国对非外交事业的开创者与领导者。1955年4月，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阐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参与制定了万隆十项原则，在此期间他广泛结交非洲国家新朋友，并在1963年底至1964年初，用了近两个多月的时间，实现了中国领导人对非洲大陆的第一次访问，周总理的努力为当代中非关系奠定了最基本的理念、方向与原则，是中国外交一笔长久有影响力的精神遗产。陈毅作为周恩来的主要助手和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先后赴万隆出席亚非会议，应邀参加肯尼亚独立庆典，陪同周恩来访问非洲十国，并于1964年4月至1965年6月，筹备第二次亚非会议。姬鹏飞曾出访过非洲多国，并写信给联合国秘书长，申述中国对非洲一些地区种族歧视问题的立场。黄华曾随周恩来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亚非会议，长期担任中国代表团顾问和发言人，并在1960年至1971年相继出任中国驻加纳、埃及大使，在中国重返联合国的过程中他与非洲国家外交官们共同努力，留下许多感人的历史佳话。吴学谦也曾出访许多未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开展人民外交活动，担任国务委员兼外长期间访问了许多非洲国家，1985年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万隆会议30周年纪念活动，1986年在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第14届特别联大会议上重申中国坚决支持南部非洲人民的正义斗争，1990年参加纳米比亚独立庆典并签署中纳建交联合公报。这些重大事件和中国政府的持续努力，其实都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对非外交的国家记忆与文化品格。
第七任外交部长钱其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培养起来并走上外交工作岗位的首位外交部长，他的首任驻外大使工作是从非洲开始的。1974年8月到1976年11月，他担任驻几内亚大使，期间还一度兼驻几内亚比绍大使，在随后的1988到1998年的十年间，他一直担任外交部长及国务委员、副总理等重要职务。第八任外交部长唐家璇曾于1998年6月访问了几内亚、加纳、科特迪瓦、贝宁和多哥非洲五国，8月率团赴南非德班出席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1999年1月访问了埃及、乌干达、肯尼亚、坦桑尼亚、赞比亚等国。第九任外交部长李肇星前后在肯尼亚、莱索托等非洲国家工作长达10年，是中国历任外交部长中在非洲工作时间最长的。据他回忆，当时中国驻非中小国家的大使馆，工作人员较少，条件艰苦，且工作繁重、庞杂，这对年轻外交官能力提升很有帮助。他曾很有感触地说，非洲的那段经历“可能正是我一生中精力最充沛的日月”。长时间在非工作为他后来的成长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其一生的外交生涯中，他先后访问过非洲48个国家，称自己“是一个到过非洲、爱上非洲、想念非洲的‘典型案例’”。
此外，现任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张明，曾在外交部负责对非工作多年， 2006至2009年任驻肯尼亚大使，后任外交部非洲司司长、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外交部副部长。他对非洲怀有深厚情感，并感言：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外交布局中的基础，而非洲则是这个基础中的基础，在国际形势深刻复杂演变的大背景下，非洲在中国外交全局中的重要性在不断上升。现任中国驻法国大使翟隽，也有多年从事或主管对非外交工作的经历。他于1997年至2000年任中国驻利比亚大使，后任外交部亚非司副司长、司长、副部长。
宏大历史都是由鲜活的人与事构成的，中国外交的理念建构与能力成长就是这样一个一代代人接力而成的过程。过去几十年，中国外交官中相当一部分都有在非洲历练的经历，因而在中国外交界孕育起一种特殊的非洲情怀，塑造起中国外交的一些核心基调或文化底色。但凡去过非洲工作的中国外交官们，时间或长或短，他们的一生都会对非洲充满感情。“不去非洲怕非洲，去了非洲爱非洲，离开非洲想念非洲”这句话，在中国外交队伍（包括中国其他赴非的医疗队、援非专家、技术人员、志愿者等等）中流传了数十年。正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当年毛泽东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艰苦地方去，到边疆去，将书本知识与实际相结合，虽然许多人经历了种种磨难，但也给后来的中国建设事业储备起一大批有家国担当、天下情怀的优秀人才。非洲大陆对当代中国外交队伍成长和能力提升也是如此，非洲就像干部培训基地，年轻人先到非洲去锻炼，然后再派往其他国家和地区。经过岁月的洗礼和磨砺，这些个体经历和生命情感会逐渐升华成为一种集体记忆和精神力量，形成一种精神品格，那就是对弱小国家、落后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情感认同和记忆归属，及对多元文明与文化的理解能力与包容心态，并内化成中国外交人独特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指引人们的行为方式。我们时常说中非关系是一种“真、实、亲、诚”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友好相处的关系，并不是抽象的概念和原则的宣示，而是过去70年中非交往过程中由千千万万的普遍中国人，包括驻非外交官员、援非医生、农业专家、工程技术人才、维和官兵等等的人生经历，在与非洲人民的互动和双向建构过程中一点点累积起来、一代代传承下来的。
中国驻非外交队伍具有一种特殊的蕴含悠久中华古老文明和多民族国家政治智慧的大国外交文化：扎根于非洲大地，和非洲人交朋友，虚心向非洲人学习，学会欣赏多元文化，并时刻牢记国家民族复兴使命，用近代以来中国经历的民族苦难、奋斗历程和社会发展经验，来观照非洲，尽心尽力地推动中非合作，助推非洲摆脱贫困实现自主发展。改革开放40年特别是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国驻非大使与上一辈革命者出身的大使有了很大不同，他们不仅是代表国家出使的“特命全权大使”，很大程度上也扮演着于所在国推进中非双方投资贸易合作的“项目CEO”和“前方总经理”角色，他们卷起袖子加油干，深入条件艰苦的非洲各国边远乡村、企业、厂矿、工地，对所在国的中非合作项目给予关心和支持，为中国在非洲企业牵线搭桥，拓展人脉，提供服务。
此外，这些身处异乡的外交人员，还多有一种强烈的求知欲和学习精神。笔者在尼日利亚、马拉维等非洲国家的中国大使馆、领事馆进行学术交流时，看到使馆年轻人对于非洲知识的渴望和努力学习的态度。事实上，这是一个中华民族古老的优良传统，就像历史上内地汉族官员到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都需入乡随俗、体恤民情，用自己的知识学识和政治智慧处理复杂的民族关系、宗教关系以及地方发展问题，而不能照搬内地治理模式一样，当代中国优秀的赴非外交官，到了非洲遥远的异国他乡，也一样要做好民风、民情调研，尊重当地文化，交好当地朋友，学好本土知识，努力适应环境，根据非洲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而不能在当地发号施令，照搬中国模式。实事求是，入乡随俗，尊重差异，真诚相待，大致就是中非合作成功的基本原理。
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实行干部双推遴选制度，通过“双考”从地方和企业挑选一批人才担任驻非大使。这些人大多曾长期在地方基层政府、企业一线工作，对中国国内发展有较充分的认识和丰富的经验，能把中国发展经验与非洲发展诉求有机结合，他们担任驻外大使后，务实接地气地开展工作，尤其是在推动中非经贸合作、在非建立经济特区等方面，充分展现了这些企业型基层型干部提升为外交官的独特才能。回顾中非合作的进程，我们注意到，中非合作关系能快速发展，得益于有这样一大批务实勤奋的外交一线的管理干部，历届对非合作论坛的战略、思想、举措、行动，很大程度是通过这样一批融外交官、企业家、基层干部为一体的新型外交队伍去实施的。事实上，对许多中国外交官来说，到非洲去任职，并不是去享受外交特权，也不能做只会外交辞令的说客，而必须做务实的行动者。就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实践磨砺过程中，一种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度、中国精神的当代中国外交文化也就逐渐形成了。
中非关系对中国外交能力提升与队伍建设的推进作用是多方面的，其中21世纪创立的中非合作论坛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中非合作论坛是中国建构起来的第一个真正具有全球影响的外交战略平台，这一涉及中国和数十个非洲国家的合作论坛，及随后实施的一系列创新举措，表明中国在外交领域的一种新突破和新转变，即由过去在国际事务领域相对被动的、从属性的外交策略，开始转向在国际舞台上建立中国独立自主的积极有为的国际多边平台。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对非外交就是大国外交，因为所谓“大国外交”，并非只是与大国交往之外交，而是指中国作为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大国，在国际舞台上日益主动担当建设性角色，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大国外交之路。具体而言，过去18年中非合作论坛实践对中国外交能力提升表现在如下方面。其一，提升了中国主客场举办大型国际合作论坛的能力，包括与非洲国家平等协商和密切互动而主动设置大型论坛主题和议题，形成概念，建构话语，发布宣言，并制定周密可行的具操作性的行动计划和项目安排。其二，每三年一届的机制化论坛模式，将中非合作的战略目标与政策行为逐渐规范化、系统化、常态化、精细化，将宏观战略规划与具体项目实施无缝对接，各届论坛前后之间既有承接性，又有变革性，凸显了中非合作的稳定性、连续性与务实性。其三，借助中非合作论坛行动计划具体项目在非洲各国的逐年实施，中国国家发展经验与非洲国家多样性环境和差异性诉求间的关系逐渐得到磨合与调整，既重视战略规划又重视项目实施，重视政府与民间、国企与私企的有机结合，结合非洲实际情况而与时俱进，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中非合作的国别路径。其四，中非合作论坛的丰富实践拓展了中国大国外交理念的构建平台和施行路径，尤其提升了中国外交在发展中国家和南方国家的吸引力，中非合作发展的故事获得广泛传播。其五，每届论坛都需要统筹内政和外交而实现，其溢出效应是提升了国内组织动员能力，包括城市管理能力，如论坛期间进行城市交通管制，环境生态得到改善而形成“中非合作蓝”等，也间接促进了国内环境治理进程。
此时的中非合作已不仅仅是一些原则性的宣言，更是一种充满理性思考和务实精神的行动方案与工程项目，它们是具体的、可操作的,这表明中国的对非战略与政策、中国的对非事务管理，越来越具有现代政府的治理意识与效益精神。总体上看，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制的国内特色与制度优势，通过中非合作论坛这一外交平台，开始在中国的国际交往与对外合作中呈现出来，而这种务实高效的精神品格，正是中非关系走到全球前列并引领全球对非合作的制度基础与能力保障。
中非关系与中国外交之
理论建构
外交是国内政治的自然延续，是国内政策的外部呈现。一国外交思想的形成，也与本国本民族的思想传统有复杂的关联。中国是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文化多元，在过往漫长历史发展中，在处理多民族国家内外关系的过程中，中国形成了具有自身历史特色的国际交往观念和理论思维传统，这些丰富的历史传统和精神遗产，在中国的对非外交实践中因注入了新的时代特征而焕发出新的生机。
理想的文明制度与交往原则，是使国家各民族内则得以国泰民安，人民安居乐业；外则得以协和万邦，各国和平共处。从政治制度史上看，中国是一个很早就形成完备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与国家治理郡县制的国家，知识精英与政府官员互为基础，形成了一套古老完备的官员选拔、推荐、任用与考核制度。而在文化形态方面，很早形成了多元包容与世俗理性的非宗教取向。因此，政治形态的高度有组织结构与强大统一国家框架的长期存在，世俗理性而温和民本的富于凝聚力的国家文化体系的长期延存，是理解中华文明特质与优势的两个关键维度。这两个特质，让中华国家和中华文化在空间上得以日渐广大，时间上得以长久延续，并在当代演化出新的中国自身的国际关系理念与对外交往法则，并且在与遥远非洲的现代交往合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从国家文化形态上看，中华民族的国家和文化形态本身一直就具有多元包容的非排他性与非宗教性取向，这集中体现在域内外各民族多元文化的可通融性与融合性，能以世俗交往方式将五湖四海之族群聚合于一体。在中华文化的传统中，虽然也有所谓的“夷夏之辨”，但主要是基于礼仪教化方面的文化差异，而非种族或血统的区别。因而这“夷夏之辨”（变）总是相对的，既可“以夏变夷”，也可“以夷变夏”，这个过程是双向的、流动的、历史的。虽然“夷夏”之差异和分野会长期存在，但又因为可交往与沟通而可融合，形成“夏中有夷、夷中有夏”之势。正如孔子讲的“中华退出中土则四夷之，四夷进入中土则中华之”，汉族与少数民族其实一直有一个不断融合与交流的关系，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演进过程。受这样的国家制度与文化形态的影响，历史上中华民族对于民族文化关系的理解与处理，就崇尚秉持共处、和谐、相融的理性原则，既尊重各民族的习俗与文化，但又倡导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共处。这些传统精神对于后世中华多民族国家的长期存在与延续，对于中华民族近代以后走向世界建构现代中国的外交理念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在19世纪以前，存在于亚洲大陆广阔之区域，以中华文明为中心的从东亚到南亚再到中亚的这一地区性国际体系，曾是前现代时期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体系之一。历史上的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中亚周边文明交往关系紧密，甚至与遥远的西亚、非洲和欧洲也有直接间接的往来，这让中国在漫长的岁月中积累了自己的对外交往的实践经验与知识体系。虽然这一经验与知识是有限的且具传统形态，但它也让中国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性国际交往潜质与能力的国家。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先是以被动方式卷入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国际体系而成为一个边缘性角色，后又以主动开放的姿态加入其中并逐渐向中心位置靠拢。无论怎样，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中华民族或开放或封闭，或以自我为中心方式处理对外关系，或卷入或加入或跟随陌生的另类体系，更因有连绵的自古而今的存续历史，其间之种种古代与现代、政治经济与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交往过程，还有种种复杂的历史与周边环境，所有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史上国际关系思维与实践经验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
在经过百年民族复兴艰难历程而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后，中国以自身的历史经历和文化传统，开始尝试与世界上所有国家和民族建立起现代交往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领导人一开始就试图提出一套观察解释这个外部世界、观察解释中国与外部世界各国各民族之关系的话语体系。早在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就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无论是西方的还是苏联的制度与理念，都不可以完全解决中国自身的发展道路的选择，中国必须立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自主选择中国对外交往之路。中国与遥远非洲的交往与合作正是在此背景下开始获得推进，中国对非交往的核心理念与思想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
近代以来，西方中心主义者往往把非洲视为原始野蛮的大陆，断定非洲大陆是一块既没有历史也没有文化的大陆，非洲只有欧洲人活动的历史，“其余的就是黑暗……而黑暗不能成为历史的主题”。然而客观的历史事实是，非洲有古老而灿烂的文明，而正是近代西方在非洲大陆的扩张活动、黑奴贸易、殖民压榨，给非洲的经济与文化带来毁灭性打击。在遭受数百年西方扩张掠夺而传统文明与政治经济体系趋于瓦解后，非洲各国独立后面临从分散混乱的部族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巨大挑战，又因外部干预的长期存在，国家一体化和民族融合进程缓慢，冲突内乱此起彼伏。在战后的世界体系中，非洲长期被西方视为施以援助的对象和“白人的负担”。即使在今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仍会抛出“非洲垃圾论”这样歧视非洲的言论。事实上，“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下的非洲一度是“绝望的大陆”和“世界的弃儿”。
但中国则有不同于西方的非洲观，对于非洲问题有自己的独特理解，中国不会将非洲视为野蛮落后没有文化的大陆，也不认为非洲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发展和繁荣。非洲大陆与中国虽相距遥远，自近代以来却遭遇了相似的命运，中非双方在追求现代复兴与发展的过程中，同时发现了对方。中国领导人在探索中国革命与发展之路时，逐渐形成了一套观察自身与世界关系的外交理论。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曾指出，“我们做工作，交朋友，重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应该放在三大洲，那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20世纪60年代，中国把支持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视为自己对人类应尽的国际责任，体现出中国领导人已经具有一种开阔的世界视野与政治抱负。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曾发表著名的“五·二○宣言”，提出美国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鼓舞亚非拉人民勇于捍卫民族主权，反抗外来压迫奴役。在经过长期外交实践与思考后，1974年毛泽东在会见来访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明确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认为中国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并分析了“三个世界”的关系及前途，“希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在他看来，中国与亚非发展中国家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中国问题必须与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联系起来解决。
从今天的角度来回看，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明确将中国与非洲、亚洲、拉丁美洲都划分为第三世界，把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国家的一部分，对中国特色外交的成长来说是有跨越时空的战略意义与目标指向的。这一著名论断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那个时代就在思考要建构一种既不同于西方殖民主义也不同于苏联霸权主义的对外交往新原则与新理念，一种将中国的前途与命运与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前途与命运结合起来的中国外交原则与战略理念。它塑造了当代中国外交的这样一些核心理念，即中国不能走西方殖民主义走过的老路，也不会走苏联霸权主义的扩张道路，因为这有悖于中国自古以来的文明传统，违反中国实现国家和平发展民族繁荣复兴的根本愿望，中国只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东方的中国不可能也不会用战争武力的方式，通过争夺土地、争夺霸权来扩张自身的生存空间。为此，中国必须秉持自身文明传统，选择自己的路径，提出自己的理论，推进自己的实践，以全新的方式，运用文明的力量，开辟新的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的道路，建构起新的人类交往与国际合作新模式。可以说，正是“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让中国与广大的非洲国家等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从而开创了南南合作的新模式，开启了当代中国外交与国际合作的广阔道路，这也是今天中国之所以能够提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时代构想的历史基础与文化背景。
事实上，在“三个世界”理论提出之前，中国已在探索发展中非关系的新的道路和理念。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期间提出了“求同存异”原则和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十项原则”。周恩来总理在访问非洲十国期间，首次向世人宣示了中国发展对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和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这些原则表明，中国政府一开始就试图与非洲国家建立一种基于自身文明特性与现实战略需要的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特别是“互不干涉内政”这一原则，在中非关系建立之初便成为双方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石。此后，坚持奉行互不干涉内政，不搞意识形态对抗，不对外输出意识形态，成为中国和平独立外交政策的基石和原则。这些原则的提出正是基于中国人对自我、对他人、对世界文明与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理解能力与尊重传统，也是中非合作关系走到世界前列、成为中国外交特色领域的根本原因。
中国特色的外交理念与战略目标，也是在应对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的战略打压与遏制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90年代，美国凭借唯一超级大国地位而力图在政治和经济上控制全球，对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主权与经济安全构成严峻挑战，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却依照自身的逻辑加速推进，这给快速走向改革开放的中国带来了新机遇。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提出“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受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科技水平以及企业管理经验的制约，中国“走出去”战略的第一步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1996年江泽民主席访非时，正式提出了新时期的中国对非政策，表示中国愿同非洲国家构筑面向21世纪长期稳定、全面合作的国际关系，提出“真诚友好、平等相待、团结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推进中非合作五点建议。这五点建议延续了中国对非战略的一贯主张，并以共同发展合作为主题，着眼未来中非关系的转型升级。
中非合作的丰富实践为中国总结对非合作理念提供了日益成熟的条件，2006年1月中国政府发表了首份《中国对非洲政策》白皮书，系统总结回顾了中国的对非政策，明确强调加强同非洲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始终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愿与非洲国家建立和发展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多年来，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国际场合反复强调,平等相待是中非互信日益增进的重要保证，也是中非关系历久弥坚的关键因素。“过去、现在、将来，中国人民都是非洲人民平等互信、真诚相待的好朋友，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好伙伴，患难与共、情同手足的好兄弟。”
2013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南非德班召开的金砖国家第五次领导人会议，并对坦桑尼亚、南非、刚果（布）三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他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发表演讲，首次提出“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的著名论断，“中国致力于把自身发展同非洲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非洲人民利益紧密结合起来，把中国发展机遇同非洲发展机遇紧密融合起来”。他还指出，“13亿多中国人民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10亿多非洲人民正致力于实现联合自强、发展振兴的非洲梦。中非人民要加强团结合作、加强相互支持和帮助，努力实现我们各自的梦想。”这样一种跨区域跨文化的以共同发展为核心使命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结合，将有助发展出一种更高层次、更具战略意义的结构性平衡发展联系，以从根本上解决传统全球化的种种局限，从而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实现“全球的新平衡发展与包容性发展”。
从中国外交全球战略布局上看，中非关系正是中国在现有的全球对外关系中最有可能也是最值得用心去经营的一个特殊领域，它给了中国这样一个机会，一个通过中非合作实践平台来实现自己所倡导的塑造新型全球国际关系新理念的机会。今天，中非合作正日益汇入更具全球格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这是中国基于自身智慧的国际合作新天地，通过推进全球和平发展、共同发展来超越美国等西方的冷战思维，以更具包容性、建构性的心胸与眼光来推进世界的和平发展努力。在具体的政策设计和行动操作上，通过选择若干非洲国家作为中非合作的战略支撑国或试点国家，通过持续而强有力的全方位合作，共同推进非洲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进而引领世界对非关系的未来走向。
中非合作正在给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带来新的希望和期待。过去百年，中国从积贫积弱的“东方病夫”绝望状态中挣扎站立起来，百折不挠，前赴后继，一步步地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同样的，非洲人民也以自己的顽强努力走过了艰难岁月，在那块大陆上探寻着自己的发展道路，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伟大故事而值得世人尊重。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以自己的天下情怀和济世精神，以与西方不同的非洲观，在那遥远的大陆上与非洲人民一起奋斗，努力将这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被西方视为“世界弃儿”的“绝望非洲”，建设成繁荣和平的新非洲。所有这一切中非双方的伟大实践，正是今日中非双方得以建构起新型国际交往模式、新型发展理论和话语概念与知识体系的最佳实践平台。
无论从理论需求还是实践积累来看，中非双方完全可以开创出属于自己的、以自己的传统文化、民族精神和现实实践为基础的新型外交理论、外交话语和外交概念，并在中非发展合作的实践中不断完善。就中国而言，中非关系毫无疑问为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外交学理论、国际合作与国际援助理论，及其他相关领域的社会科学原创理论的孕育，提供了特别的理论温床与实践平台，为具有时代精神同时又深刻包含着中华古老传统的当代“中国知识”“中国思想”提供了知识与思想的信誉基石和话语权源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之际，回顾中非关系及与之相关的中国外交发展史，全面总结这份珍贵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智慧，必将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理论的自觉建构提供更有意义的丰富资源与开阔天地。
（原文请见《西亚非洲》2019年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