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今明两年中国经济进入触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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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演讲实录：

　　刘世锦：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我想以全面持续的提高要素生产率为题谈一点想法。

　　过去的一年，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决策层以“新常态”概括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并获得广泛共识。经济增长延续了回落的态势，7.4%的增长是最近一些年来的新低，但增长态势总体平稳、就业状况较好、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大体同步，而且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更快一些。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经历着具有长期意义的转折性的变化，正在转变为更多的依靠消费、依靠服务业、依靠内需、依靠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经济。

　　经济发展转入新常态，所面临的问题、矛盾和挑战必然多于其他时期。从国际经验来看，许多经济体正是在这个时期出了大的问题，甚至陷入危机，中国经济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能够稳住阵脚，守住底线，且结构转型取得实质性进展，不论从中国自身来说还是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说均属不容易。

　　中国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或者说经济转型，在前几年只是走过了上半场，遇到的主要是认识问题，如何调整由来已久的高增长的思维定势。去年10月份以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国经济的转型开始进入了下半场，短期内经济过快下滑的风险加大，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有可能超过以往。 今年和明年我们认为很可能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的一个触底期。 这样的话，我们感到一个值得关注和争取的目标就是要实现转型再平衡。

　　具体的说，就是在避免增速快落的同时，实现平稳触底，并转入稳定且可持续的新的增长平台。要实现转型再平衡，我们感觉需要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高投资触底。以往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依托于高投资，而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可以解释85%左右的总投资的变动，其中制造业投资只有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投资以及出口的增长，所以投资的增速触底，通俗称为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这三只靴子要落地，目前基础设施投资和出口这两个靴子已经相继落地，房地产投资也开始回落，当然现在是一个分化的态势，我们认为有较大的可能性实现比较平稳的软着陆。

　　第二个条件就是严重过剩行业的退出和重组大体完成。标志是低效企业关闭货币重组，产业集中度提高，严重过剩行业的价格主要是PPI指标开始回升，相关企业逐步达到正常的盈利水平。

　　第三个条件就是新的增长动力可以填补投资减速和过剩行业调整留下的空间而有余。主要包括制造业转型升级、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扩展，更重要的是创新。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网上购物的火爆程度是超过了我们在座各位的预想，但是我们感到这仅仅是一个序幕，重头戏很可能出现在互联网对生产过程的改造，互联网对实体经济的融合和改造严重过剩行业的洗牌，这有三重因素，叠加起来以后将会大大提高中国“互联网+”这个创新的成功机会。

　　促进转型再平衡的实现，宏观政策应当是缓冲性的，也就是说要通过政策工具扩大需求，防止短期内过快下滑，提供一个缓冲带，同时又要避免放得过松，延缓必不可少的调整。比如最近中国有一个问题讨论比较多，就是通缩的问题，中国现在出现的这种价格的低迷，我们感到与成熟经济体的通缩相比成因大不相同，如果你一定要把它叫成通缩，那么这种通缩主要不是因为流动性不足，而是由过去30多年，特别是过去10多年重工业高速增长所导致的严重产能过剩所引起的。

　　如果不经历一个实质性过剩产能的退出和调整，这些行业的价格不可能回升，相反如果流动性过多还会延缓低效企业的退出。更重要的是，应当以全面提升要素生产率为主线，把一批改革摆上优先位置，首先就是要重建改善政策性金融体系，中国的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增长还有一定空间，但是有较好现金流的项目已经不多了。最近中国政府决定对地方政府的债务进行置换，这应该说是必要的一步，在此基础上应该重建和完善以中长期融资为重点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工具。在政府土地收入明显减少的情况下，不动产税的征收的制度安排也应该加快。

　　第二是要打破刚性兑付，以局部风险的释放守住全局性、系统性的底线，这是加快结构转型，特别是严重过剩行业退出和重组，较快实现转型再平衡的重要条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走向成熟必须要过的一关。

　　第三是基础产业领域要切实“放大”，放大是打引号的，就是要放开准入，引入行业外大的投资者，能源、铁路、电信等基础产业领域仍有一定的投资潜力，但是必须转换效率，提高效率。

　　第四加快城乡之间土地等资源的流动和优化配置，市场经济的要义是通过资源流动实现优化配置，这样一个原则对土地资源并不例外，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工业和城市扩展而占用土地的压力趋缓，而城市资源的动力明显增强，应当适应城乡融合发展的新特点，以提高土地配置和利用效率为重点，促进城乡要素资源双向流动，给地方和基层在体制机制创新上有更大一点的空间，真正把最广大农民的利益界定好、保护好、发展好。

　　第五要由强政府转变为小政府。在改变乱作为的同时也要纠正不作为，还要在新常态下会作为。随着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的转换，政府机构以往行之有效的一些工作方式就不太管用了，需要相应的转换。比如用过去搞基础设施和传统产业的办法推动创新和产业升级，效果将会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可以考虑不再搞设定具体目标和技术路线的产业政策，而发布战略性、前瞻性、预期信息，政府监管主要限于环境节能、安全标准等外部性问题，并且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提高监管的合理性和效率。

　　第六是绿色发展可操作。绿色发展对发展方式从目标到体制机制都是一个伟大的变革其重要性已成共识。当务之急是使理念转为政策，使政策能够落地，比如测算生态资本使之成为社会总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使绿色发展的收益可度量、可货币化、可市场化，且成为政府发展目标考核体系的重要内容，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使绿色发展获得与其他经济社会发展活动相同或者相似的激励效应。大力发展多样化的绿色金融工具，比如像绿色的产业基金、绿色的债券、绿色的银行等等，为绿色发展提供有效而且持续的资金支持。中国经济如果能够转型成功，进入新常态的稳定期，在新的增长平台上将渴望有十年获得更长一个时期的稳定发展。

　　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来带来了以量的扩张为特征的第一次重大机遇，进入新常态后将会迎来以质的提升为特征的第二次重大机遇，而且质的提升它的内涵更加丰富，空间也更大。尽管中国的增长速度放缓，但每年的GDP新增量仍然达到7000亿美元，相当于国际上排在第20位左右的国家经济总量，所以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国目前每年新增大学毕业生超过700万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接近1.2亿，人力资本总量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国的产业层次丰富，且处在转型升级之中，配套条件也是世界最好的之一，更值得关注的是，互联网改造实体经济的创新活动，在中国也是最为活跃的。抓住并利用好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次重大机遇，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也将有利于全球经济的稳定繁荣和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