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轶清：我是浙商同路人
【编者按】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今年以来，我省学者纷纷撰文，以亲历者的身份，回顾其参与浙江改革开放四十年有关领域研究的情况，从学术研究的视角展现浙江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经作者本人同意，本公众号近期将刊发部分学者的回忆文章，作为对浙江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致敬和纪念。本期刊发的是 浙江工商大学 杨轶清教授 的 《我是浙商同路人》 一文。
1978年，浙江全省仅有个体户2086人，差不多每1.8万人中才有一位个体工商户。2018年一季度，浙江全省在册市场主体总数首次突破600万大关，再创历史新高。也就是说40年间，浙江省市场主体总数增加了约3000倍，密度提高了2000多倍。
所以，浙商既是一个新兴的创业群体，也是一个新的经济文化现象，而“浙商”概念的明确提出和传播，也还是近二十年的事情。
在“浙商”概念的形成和浙商现象的学术研究过程中，我是起步比较早的一位。从报社记者，到民企集团高管，再到高校老师，虽然工作性质完全不同，但我20年来的服务对象却是同一个群体——浙商。可以说，我是一位“浙商同路人”。
1
首次提出“浙商”概念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报社记者。1994年我进入浙报集团的子报《经济生活报》工作，分工跑企业线，工作4年后成为部门负责人。1999年，《经济生活报》开出了一个访谈对话体的浙江企业家系列专栏，我提议以“浙商”概念来统一称呼这些浙江企业家。在报社领导的支持下，栏目名称确定为“浙商名流系列访谈录”，这是具有当代内涵的“浙商”概念的首次提出——“浙”和“商”两个字连在一起，有特定内涵，有明确对象，始自于此。
该报以每周一期，每期一个整版的篇幅推出“浙商”系列访谈。2000年，在这组报道基础上再创作而成的《财富与未来——走近浙商》一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封腰是这么一句话：“本书首次提出了浙商概念”。首次组成“浙商脸谱拼图”的22位代表，包括鲁冠球、冯根生、徐文荣、宗庆后、徐冠巨、南存辉、李书福、汪力成、楼永良、黄巧灵、周成建、郑永刚等。这也是第一本“浙商”概念的专著，吴敬琏先生和当时的浙江大学社科院院长罗卫东教授为该书作序。
说起吴敬琏先生的序，还有一段插曲。当时无意中知道吴敬琏先生正在浙江调研，我们联系了负责接待的省政协，希望能够采访或拜访吴敬琏先生。省政协的同志表示行程中无法临时安排，而且第二天就要返程。但告知了吴老在大华饭店的住处，让我们自己去找。
当天晚上我们就到了大华饭店，敲房间门没人应。后来知道是他一位在杭州工作的学生请去共进晚餐了。我们就坐在大堂里等，一直到九点多。看到吴老回来，我迎上去递了名片自我介绍，并直接说明了希望吴老为我这本书作序的请求。
吴敬琏先生答应了我的请求。但说他直接写可能没有时间，可以采访他的观点由我们记录整理后作为代序。于是坐下来接受了我的访谈，又谈了他此次浙江调研的体会。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结束时已经半夜了。
我之前没有见过吴老，当时也没有人跟他提前打过招呼也没有书面介绍信。晚上九点多在酒店大堂截住，在书稿也没有看到的情况下（当时书稿还没有成型），就答应讲述观点整理后作为序言。而且还告知了他自己家里的电话，嘱咐说如果时间紧，找助理转告来不及，可以直接再找他。
对一个初次见面的陌生人毫无防备之心，并给予最大程度的善意和帮助。吴老古道热肠的君子之风，让我至今感慨不已。此后还有机会多次见到过吴敬琏先生，有一次我陪同吴老从杭州回上海，车上就驾驶员和吴老夫妇四人。路上说起多年前的大华饭店夜访，吴老已经不记得。对他来说，这实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一桩。
对于“首次提出浙商概念”这一看起来很亮点的事情，实际上带有偶然性，并不说明什么问题。我曾经在一个论坛上打过比方：浙商群体的出现，就好像春天钻出地面的竹笋——所谓最早提出了浙商概念，就是最先看到笋尖钻出地面的那个人，给它取了一个名字而已。你看到，或者没看到；有名字，或者没有名字，竹笋都在那里！如果若干年之后，你仍然走在研究浙商服务浙商的前列，积累了较多的成果和贡献，那才能够说明问题。
2
承担第一个以“浙商”为主题的
省级社科规划课题
新闻工作每天接触不同的人和事，我对学术理论研究素有兴趣，希望做一名专家型的记者，研究这些现象背后的规律和趋势。我找到省社科联规划办主任曾骅，咨询是否可以申请课题？当时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外的机构来申请社科课题的还不多，所以社科联也鼓励欢迎我们尝试。2001年，在报社领导的支持下，我以浙江日报社名义申请的“当代浙商现象的成因和机制研究”获准立项，这是浙江省第一个以“浙商”为主题的省级社科规划课题，也开启了我的“浙商”学术研究之路。
2003年元月，我离开报社到中国最大的民营旅游文化企业宋城集团担任董事长助理兼战略发展总监，当时杭州已经成功申办2006年世界休闲博览会，宋城集团是主要的承办单位。参与休博会的筹备和休博园的筹建，对我来说是很难得的学习和锻炼机会。后来还相继担任过500强企业华立集团的执行董事，以及多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从一名浙商的观察者转身为浙商群体中的一员，这段经历对我此后的浙商研究也不无裨益。而这期间，我也没有停止过对浙商的研究。
2003年4月20日，我在报社期间完成的新书《浙商制造——草根版MBA》正式上柜，这是我的第二本“浙商”主题的专著。这部“非典”期间上市的通俗类学术专著，登上了好几个畅销书榜，包括当当网和新华书店自己的分类排行榜。在搜索引擎Google上，2003年4月份键入“浙商”二字，只有几百条新闻，三个月以后达到了7000多条，“浙商”现象开始为人关注。
这本书也引起海峡对岸出版商的关注，与浙江人民出版社有版权合作关系的台湾文化出版社，让我对原书内容略加调整，改名《MBA没有教的创富之道》，于2004年在台湾出版，定价320元新台币。这不仅是我本人第一本在海外出版的图书，也是第一本在宝岛台湾出版上市的浙商专著。
3
鲁冠球等第一代浙商
留下的精神遗产
大约是1995年或1996年，我第一次去万向集团总部采访万向创始人鲁冠球主席，鲁主席宽阔的大脑门和爽朗的笑声，至今历历在目。鲁冠球当时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企业家，一见面，鲁主席就伸出双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就好像见到久别的老友或亲人一样。鲁冠球属于那种见过一面就不容易忘记的人物，他的谦和、亲切、朴实、真诚所透出的亲和力和感染力，至今让我印象深刻。
之后我也多次在不同场合见过鲁主席，2003年连任15年全国人大代表的鲁冠球届满卸任之后，就很少在公众场合亮相。去年，鲁冠球去世，再一次震动了社会各界。2017年10月26日一大早，也就是鲁主席去世的第二天。我随省工商联负责人一道，前往鲁主席家里吊唁。到了之后才知道，鲁冠球终身住在村里，终身住在1985年建成的农家小院里。而万向集团，已经成为中国“国际化、科技化、金融化”三化程度最高的中国民营企业，2012年开始每年营业额过千亿、利润过百亿，万向仅美国公司就雇佣美国员工2万人。2万美国人的老板，终身住在萧山乡下，这样的反差，让人感慨更让人叹服。鲁冠球1969年开始创业，不仅历经48年不倒，而且始终走在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前列。从他终身住在村里可以窥见鲁冠球的人生智慧。而我有机会近距离观察鲁主席，亲炙其风采，于我的浙商研究，是重要的经历和感悟。
杭州“三龙一凤”（指鲁冠球、冯根生、宗庆后、沈爱琴四位第一代创业者代表）中的沈爱琴主席（沈爱琴卸任前是万事利董事局主席，我们习惯称呼她沈主席），是第一代浙商创业者中少有的女性。2005年是万事利创业30年，筹备项目中包括出版一本万事利发展史和沈爱琴创业史的传记类图书，约我牵头组成创作组。在访谈过程中，我们与沈爱琴全家老小都熟悉了。
沈爱琴交班给女儿女婿后，安心在家安度晚年，很快学会了国画。有一次我得知沈爱琴脚扭伤卧床不起，专门去她笕桥镇横塘村的老家探望，临别时送给我们一幅大红柿子的国画，喜庆而热闹。学画没几年，但作品已经有模有样。可见她的心境放心而知足，万事利在女儿女婿接棒后，经营业绩和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可惜没享几年清福，操劳一辈子的沈爱琴主席2006年驾鹤西去，刚刚70周岁。在鲁冠球、沈爱琴去世的前后，步鑫生、冯根生、戴天荣、叶文贵、庄启传等知名浙商也与世长辞。这一代浙商的人生特别精彩，经历了风雨，也见到了彩虹；一辈子在奋斗，一辈子在操心。也只有躺下长眠，才可能真正的休息。
4
记录创办阿里巴巴第一年的马云
因为在报社期间的工作关系，我与很多浙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有了联系。最典型的就是马云。在阿里巴巴创业的第一年，我就和吴晓波一道，写过一整版马云的人物报道。扩充内容后收录在上文提到的《财富与未来——走近浙商》一书。
阿里巴巴创业的第一年，我29岁，吴晓波31岁。我们之前在各自单位分工跑的线差不多，所以平时经常碰到彼此熟络。
刚刚出世不久的阿里虽然乳臭未干，但这已经是马云的第三次创业。而且因为行业的开创性和马云的独特魅力，阿里巴巴甫一亮相，知名度和影响力已经让人不能忽视。但当年马云的气场和光环，还远远没有后来的强度。因为对全新经济模式的认知需要一个过程，而且阿里创立不久，即遭遇全球第一轮互联网泡沫爆破潮。当时舆论对阿里的前景，乃至经营状况真实性的质疑很多。
我约上相熟的吴晓波，一起去了华星路马云的办公室。这一篇访谈由我执笔，署名时吴晓波谦让，让我放在前面。
18年后，吴晓波和马云一样，越飞越高。马云已经晋身为地球“副球长”，吴晓波则是横跨作家、创业家、投资家的超级跨界大咖。只有我，始终没有离开浙商这个圈子，依然还坚守在出发地。
5
开展多维度浙商研究
2004年，我参与发起浙江省浙商研究会并担任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2005年底进入浙江工商大学工作，参与申报浙江省首批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基地并担任浙江省浙商研究中心副主任（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副院长）和学术带头人。
我热爱学术研究，也有一定的悟性和基础，更重要的是我的勤奋和不怕吃苦。算起来，我是发表和出版浙商学术论著数量最多的专家之一。已出版包括《浙商简史》《浙商通论》等专著7本，发表包括权威期刊在内的学术论文十多篇，撰写的实务对策建议报告获得省部级领导肯定性批示10余项，参与的研究成果获得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在“百度学术”上可以搜索到我的专业文献一百多篇。此外，这些年我还参与了10项（其中主持5项）省级以上纵向课题研究，其中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省文化研究工程和省长委托课题各1项。所有的这些论文、专著和课题项目，均以浙商为主题。
6
共建浙商精神家园
浙商博物馆是最近六、七年来，我付出时间精力最多的工作。2011年底，在省委省政府支持下，浙江工商大学、省工商联、省侨联、省社科联、浙报集团、广电集团等七家省级部门单位发起，浙江工商大学主办筹建浙商博物馆。浙江工商大学作为主办单位不仅提供人财物等基础资源，学校党委、行政领导全程统筹指导，相关部门全力支持协调。
我作为浙商博物馆筹建小组副组长兼筹建办主任，承担了筹建的日常基础工作。因为必须在第二届世界浙商大会召开前开馆，意味着从提出设想，到建成开馆总共只有不到两年时间。筹建工作时间紧、任务重、环节多、涉及面广、要求高。在将近两年的筹建过程中，我几乎投入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每天跟打仗一样，没有寒暑假也没有周末。也牺牲了自己的科研时间，个人学术科研任务只能熬夜挤时间完成。
联络动员省内外浙商、各类资料的遴选征集入馆，是筹建任务的基础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量大而且往往有难度。首先，我们看上的那些标志性物件，也是见证浙商本人艰苦创业经历的珍贵实物资料，往往舍不得给我们，需要反复来回多次沟通；其次即使同意了，因为往往是早年的物件，创业以来无论办公室还是居家，多次换地方搬家，要翻箱倒柜地找，而且公司秘书助理还很难帮上忙。这项工作没有一个政府部门或社会机构可以集中给予解决，需要我们筹建办人员自己上门拜访沟通说明。
筹建办没有公务车和驾驶员可以使用，我就用自己的私家车，每次出差都是自己开车。因为征集对象多数属于知名浙商，行程安排要以他们为准，经常是临时改时间。有一次，我带着几个小伙伴在温州走访企业，宁波一位浙商临时改变预约时间要求下午见面，傍晚时分我们才匆匆赶到宁波，晚上又自己开车回温州继续原行程，回到温州已经是凌晨后半夜。
义乌货郎担是浙江商业文化的经典标志，但随着大面积的农村旧房拆迁重建，原汁原味的义乌货郎担已经难觅踪影。为了征集到正宗的老货郎担，我本人以及小伙伴先后七八次到义乌，寻觅各种线索和实物。终于在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源头廿三里镇找到一副用过几十年的货郎担。但这副货郎担的散货盒是后期改造的，样式不够地道。后来又了解到义乌一位民间收藏家有正宗的货郎担的散货盒。为了一对散货盒又多次上门做工作，软磨硬泡终于感动了对方，将一副有上百年历史的散货盒捐赠给了浙商博物馆。开馆前征集入库浙商发展各类实物资料一千多件（套）。
在学校领导正确决策和相关部门通力合作大力支持下，我们团队承担了筹建过程的基础工作，包括：论证、评审、研讨等各类会议，政府部门支持合作单位的确认，浙商联络和资料征集，策划思路和设计理念，文本方案和展陈大纲撰写，布展内容图文的撰写修订，以及开馆仪式和大型论坛的准备，等等。当时有领导表扬：你们这是用“浙商精神”在筹建浙商博物馆。现在回想起来，当年还真是有几分拼劲。但开馆时得到各界嘉宾的认可，感觉所有的辛苦和付出都值了。
2013年10月，以“天下浙商的精神家园”为总体定位的浙商博物馆开馆，填补了浙商文化建设领域的一项空白。宗庆后蹬过的三轮车、潘阿祥自创的“象形文字”电话本、徐传化徐冠巨父子创业初期使用的大土缸、南存辉做小鞋匠时的补鞋机、陈爱莲缺了轮子的摩托车、沈爱琴早期使用过的素丝织机、李书福第一批吉利汽车、凌兰芳50岁时被买断工龄的收据、温州八大王的大量珍贵实物史料……在这个面积两千多平方米的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千余件（套）各类实物资料，以及大量其他浙商的珍贵史料。
我们在浙商博物馆的策划设计时，提出了“不但要有高度、有深度，最好还有温度”的理念，遵循“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财富论成败”的商业伦理，专门设置了一个“英雄背影”板块，给各界参观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个版块展示了三位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史上不同时期的著名人物：步鑫生、叶文贵、陈金义。他们曾经都是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失败了，至少从投资经营上是如此。只要不是违法乱纪，不是道德品质原因。即使投资经营失败了，我们都一视同仁。我们希望传递给观众的不仅是同情，还能够多一份尊重。，右下角是馆内陈设其用过的三轮车。
今年是浙商博物馆开馆五周年。在主办单位浙江工商大学的支持指导下，浙商博物馆与浙商智库（浙商研究院）一道，主办各类浙商文化活动，促进浙商文化与海内外社会各界的交流交融，其中举办的各类浙商主题活动就多达一百多场（次），较好地发挥了传播浙商文化、弘扬浙商精神、提升浙商品牌和助力浙商转型升级的窗口和平台功能，初步形成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和品牌知名度。开馆以来，先后有二十多位省领导，数百位知名浙商，以及近二千批海内外各界参访团来馆参观或参加活动（指有预约讲解的团队，散客未计入），遍及全国每一个省区直辖市和几十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商代表团。浙商博物馆先后被列为全国首批58家“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之一，荣获2013年浙江年度经济盛典特别奖，2018年被评为浙江省优秀社科普及基地。
如今，我的日常工作均与浙商群体有关，是浙商研究和服务领域的主力队员之一。为浙商的过去留痕，为浙商的未来探路。能够与这个充满活力的群体一路同行，共同成长，任重道远。
作者简介
杨轶清
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副院长、浙商博物馆馆长，教授；兼任浙江省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世界浙商大会组委会办公室成员、长三角省级工商联商会组织联席会议咨询委员，以及中国非公经济人士统战工作理论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全国党建研究会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研究专业委员会特聘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