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之间:“中”的两种状态及其意蕴

18.10.2019  18:10

    “中庸”之“”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有“先验”与“后验”两种形态,具体表现为先验的“在中”与后验的“时中”,或简称“”与“”。先验的“在中”可以隐而未发,后验的“时中”却要求“发而中节”。通过“率性”,“”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修道,将“天道”与“人性”联系了起来。由此,“”获得了本体论和方法论两方面的意义。

  “中庸”二字,首见于《孔子·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视中庸为常人难及的“至德”。朱熹认为,“‘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程颐认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郑玄注《礼记·中庸》“君子中庸”时认为,“庸,常也,用中为常道也”。可见,他们对“”的理解并没有分歧,而对“”的认识却存在差异:朱熹认为“”是“平常”,程颐认为“”是“不易”。幺俊洲则指出,这两种说法并不冲突,正因其“平常”才“不可变易”。其实,程朱二人分别发现了“”不同维度的特征:“”的“物理”性质是“平常”,“化学”性质是“不可变易”。朱熹指出,“”“”一体,虽然可以分开讲,但“中庸”终究只是一个而非两个道理,“以其不偏不倚,故谓之‘中’;以其不差异可常行,故谓之‘庸’”。可见,“”经常被解作的“用、恒长与平常”,这三者其实是一脉相承的。王乐等指出,“第一类观点强调的是‘庸’的实践性,第二类观点强调的是‘庸’的绝对性,第三类观点强调的是‘庸’的普遍性。

  王夫之的理解则触及了“”的“时中”一面,他认为:《中庸》之名,其所自立,则以圣人继天理物,修之于上,治之于下,皇建有极, 而锡民之极者言也……中庸者,古有此教,而唯待其人而行;而非虚就举凡君子之道而赞之,谓其“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能中,“平常不易”之庸矣。

  正如张启辉指出的那样,王夫之的“中庸观”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中之为体,庸之为用,是事物的内在属性,不以人的贤愚为转移。作为事物的本质,中庸即实有;作为处事的态度,中庸就意味着实事求是。”徐克谦也持有“中节”要求一种“实事求是”认知态度的观点,“君子除了有天道人心的内在信念,还要有面对现实、实事求是的实践精神”。事实上,在“中节”应当“求实”这一点上,研究者们并没有争议。于桂凤等人认为,“”具有本体论、认识论和修养论意义,因而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概念。而后两者实际上是“经验”层面的“意义”,即对于“道的追求”。将“”具体运用、“发而中节”则可以获得人生的和谐。

  《中庸》首章开宗明义: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这里的关键在于“”与“未发”的分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可见,于人而言,“喜、怒、哀、乐”四情是“天命”所赋予的“人性”,其“未发”时,处于一种先验状态,这种先验状态下的“”是“在中”(与“时中”相对)。徐克谦认为,这种未发的喜怒哀乐“可以理解为就是人的赤子之心”。此时人性处于“自然”状态,也就没有“”与“不及”之分。当天赋之性“”且“中节”时,这种状态下的“”是“时中”或“”,“”即“时中”。这里我们要问,“时中”与“率性”是什么关系?笔者认为,既然遵循并表现出“天赋之性”就是“”,那么,“”也应“”,也应符合“时中”。“”的实践意义包括两方面:对人来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对道来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不过,即使将“中庸”简单化理解为“不偏不倚”,也没有隐含任何“和稀泥”的意蕴。“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岂能是“”呢?可惜的是,一方面,“中庸”与“乡愿”共享了不少外部特征,将“”简单地视为“物理平均”,就容易落入“德之贼”的圈套之中。另一方面,普通百姓也不能轻易地区分二者,使得“乡愿”有机会冒充“中庸”。可见持节守中之难,这也是孔子特别厌恶乡愿的原因所在。然而,“阉然媚于世”的乡愿是没有原则的,但“源于天、顺乎性”的中庸则是“有其大本”的。即使某些行为看似相近,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却截然不同。西方哲学中,亚里士多德的“中道”(Mesotees)是其伦理学的核心,同样也难以抵达。例如,应对痛苦要么失之鲁莽要么失之怯懦。苗力田指出,“在这里,中间、过度和不及,每一方都以某种方式与其他两方相对立,两个极端与中间相反对,它们自身之间也相互反对,中间又和两个极端相反对”。这就使得“中道”同样不易实现。

  在今天,谨守中庸之道往往被误认为是“明哲保身”的犬儒行为,大概与公众对“中庸”二字普遍的望文生义有关。即便如此,君子也依然恪守中道、力行中庸。徐克谦认为,对“中道”的坚守与否是区分君子与乡愿的重要标尺:中道意味着“君子内有一份对于天道人心的高明理想的执着,外有一种面对现实,把理想落于实践的锲而不舍的精神”,而坚守中道“往往需要特立独行的品格,实事求是、面对现实、做出正确判断和选择的智慧与能力”。

  “中庸”之“”分为先验的“在中”与后验的“时中”。通过君子的自觉实践,“天道”与“人性”联系了起来,先验与经验联系了起来。那么,又如何从“先验”走向“经验”?答曰修道。因此,“修道”之教,也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可见,《中庸》开宗明义,首章其实是讲“中用”——“”之用。“在中”恒定不变,“时中”随时而动,因势而变。为了将“”贯彻到底,就需要“修道之教”了。至于如何去“”,培育更多的君子,那是接下来的问题。因此,“”的“在中”与“时中”两种状态,事实上兼具世界观与方法论意义,对于我们正确理解《中庸》及其思想颇有裨益。

 作者: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 郭喨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