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探索新经验

09.09.2018  04:01

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坚持和完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改革开放40年来,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对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求的基本经济制度,包括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及其实现形式等,进行了大胆探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而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在这一伟大改革的实践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积累了新的丰富经验,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坚实基础和有力支撑。

一、改革的实践经验证明:只有坚持和完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活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当前,在继续发展我国公有制经济、发展劳动者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即民营经济的同时,重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具有紧迫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民间投资长期保持两位数甚至20%以上的增长速度。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例最高达到65%。但是,近几年民间投资增速大幅下降,2016年仅增长3%,去年回升到6%,仍低于全社会投资增速。这种状况如不能加以改变,经济增长就会因缺乏民间投资带来的活力而受到影响。因此,当前应进一步为民间投资增长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切实改变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鼓励民间投资进入PPP项目。

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证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规范的股份制的基础上建立股东会、董事会和经营层相互制衡、相互协调的现代企业制度,可以有效整合各类资源,形成强有力的企业经营决策团队,防止内部人员控制和利益输送,培育出大批具有技术开发能力、国际竞争能力和成长性强的企业,从而成为增强创新活力、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依托力量。国有企业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可以以较少的资本控股较多的资本,有利于增强国有资本的引导力、控制力和影响力,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壮大国有资本功能。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的利益共同体,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竞争力。根据国资委关于国有企业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的意见,国有控股的比重原则上不低于34%,员工持股比重原则上不高于总股本的30%,单一员工持股比例原则上不高于公司总股本的1%。这三个数量界限较好地体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精神。把国有控股的比例从过去实际实行的51%降为34%,是实事求是的。这样的股权结构使小股东股权之和大于大股东,就能形成权利制衡机制,有利于防止在企业决策中大股东侵犯小股东利益和少数人任意所为等现象的发生。

二、中联重科、海尔和华为的发展成就,生动地体现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具有强大的生机活力

在我国不断涌现的众多明星工业企业中,中联重科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成功案例,海尔作为集体所有制企业改革的一个成功样板,华为作为民营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成长为引领全球通讯业发展的一个高科技公司,均得益于其股权结构的不断调整和现代企业制度的不断完善。

中联重科是原建设部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经过改革形成的产权多元化,集研发、制造、营销为一体的国有控股公司。至今,国有股仍占17%,为第一大股东;员工持股占28%,社会股包括境外持股共占56%。上市17年来,中联重科在资本市场共募集资金192亿元,国有资产净值增长371倍。2017年销售收入528亿元,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5%以上,研发中心、生产基地、营销体系分布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工程机械在国内市场居领先地位,农业机械居前三位,员工由改革初期的800多人增加到1.7万人,正朝着千亿级跨国公司的目标迅猛发展。

海尔集团是1984年在一家集体所有制企业基础上创立的,1989年以定向募集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在A股市场上市,随后又在H股市场上市,在产权多元化、国际化的基础上建立起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借助在资本市场筹集的资金,先后在国内外市场完成了一系列并购,迅速扩大在国内外市场的占有率。仅用33年时间,就使一个小小的街道集体企业成长为世界最大的白色家电公司,大型家电销售量占全球市场的10.5%,连续9年居世界第一位。目前海尔已从传统家电制造企业转型为面向全社会孵化创客的互联网平台。

华为公司成立于1987年,是一家生产销售通信设备的民营科技公司。2013年,华为成为通信设备行业的龙头老大。仅用26年的时间,从零起步到全球第一,奇迹何以创造?归根到底,是企业的运行机制激发了所有员工的创造力。创业初期,华为是由几个人出资的私营企业。随着企业的发展,逐步增加持股员工的人数,成为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目前,在公司17万多名员工中,持股人数达82000多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的股份仅占1.4%。华为每年评选优秀员工,奖励对公司的认股权。近半数员工既是公司的劳动者,又是公司的所有者。产权制度的设计,使企业决策注重长远发展和长期收益,舍得加大研发投入,每年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在12%以上。2017年,公司研发投入超过700亿元,超过苹果、思科等科技巨头。公司从事研发的人员达79000名,占员工总数的45%。研发机构遍布全球,做到择天下英才而用之。公司申请国际专利数量连续几年位居全球企业前两位,在国际专利市场上已经由输入阶段发展到输出阶段,即依靠专利获得净收入的阶段。

上述三个经过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迅速成长起来的企业,可以说代表了我国现代化企业发展的几种典型。它们虽然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各有不同,但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在产权清晰的基础上建立了规范的股份制和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二是实行员工持股制,包括核心层、骨干层和优秀员工,按照对公司的贡献持有不同的股份,持股员工既是公司的劳动者,又是公司的所有者,通过工会或持股者组织行使所有者权益。在中联重科,随着股权的社会化,国有股的比重有所下降,但始终保持控股地位,而且国有股份的价值提高了几十倍。在海尔,原来企业中集体所有的资产转化为企业员工的个人股份,在分配上体现了按劳动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结构,克服了平均主义分配体制的弊端,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

三、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我们党在开启改革开放征程之时,就作出了一个重要决策,就是“先富”与“共富”政策,其目的和意义,就是通过适度降低包括国有经济和城乡集体经济在内的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加大发展包括劳动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引进外资私营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力度,来冲破在社会生产和分配中长期存在的挫伤劳动者和社会成员积极性的严重平均主义的束缚,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实践证明,实行“先富”与“共富”的政策,很快在全国上下和城乡两地,在生产上形成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局面,在分配上形成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按劳动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各得其所的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新局面,从此,“多劳不多得、少劳不少得”的平均主义现象迅速消失,而符合经济规律的地区之间合理发展差距、劳动者及社会成员之间合理的收入差距也相应产生,从而有效地调动了广大劳动者和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使得我国经济持续呈现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快速发展局面。经过40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大增强。无论是公有制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中的广大劳动者和经营管理人员,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其中公有制企业所发挥的主导作用和非公有制企业发挥的协同推进作用,都写下了各自熠熠生辉的历史篇章。这也证明,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经济社会全面进步要求的,是完全正确的,必须不断完善并长期坚持下去。

我国发展经济和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强国富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就是要坚持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在社会的物质文化生活中就是要坚持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由我们党的性质、使命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所决定的。经过40年的改革和发展,在全国各地区各领域,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劳动者和社会成员,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先富起来了,但他们在全国总人口中还是少数,大多数劳动者和社会成员在物质文化生活上虽然也有了很大的改善,但离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仍有差距。党的十九大已经明确,到本世纪中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的时候,要基本实现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

现在我国经济生活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先富与未富群众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有些地区有些领域拉得过大了,以至出现了贫富悬殊的现象。这在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党中央对这个问题高度重视,并一直在加紧研究解决的办法和措施。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后来他又指出,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要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防止发生两极分化,必须从发展和分配两个方面双管齐下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举措,归根到底要依靠国家以及不同所有制企业和广大劳动者与社会成员共同努力。在发展方面,近些年来我们党和政府已经采取了不少措施,比如引导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对发展上还处于落后状态的地区进行对口帮扶,在农村开展精准扶贫,实施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城乡发展一体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以逐步缩小不同地区的发展差距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在分配方面,改革开放40年来的历史经验说明,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解决好广大劳动者和社会成员在收入上的合理分配,需要做好两篇文章:一是要深化理论认识,二是要进一步完善解决的实际措施。从深化理论认识来说,就是要深刻认识到,在生产关系中,所有制关系决定着分配关系。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决定着在分配制度上必须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按劳动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结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结构中必须体现和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多种分配形式的分配结构中,必须体现和维护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这些理论原则、理论认识是不能动摇的。这是维护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中统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坚实经济基础。从完善实际措施来说:一要进一步完善初次分配的措施,真正解决好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合理比例;二要进一步完善再分配的措施,加大再分配的调节力度,包括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的力度,包括加大对公益事业的资源配置和发展力度,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以缩小低收入者与高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总之,为了确保我国经济的持续高质量发展,确保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能够得以不断推进,确保我国企业能够率先在世界上成为共商、共建、共享的利益和命运共同体,我们的各个部门、各个方面,特别是无论公有制还是非公有制企业,都要围绕更好地坚持和完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继续进行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探索,从理论认识和实际政策举措上创造和积累更多的经验。

再以华为企业为例,华为在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在解决企业员工收入的合理分配方面创造和积累了重要经验。华为公司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对如何解决好企业员工的收入分配问题,如何把握好劳资分配的比例问题,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最初股金分红的比例较高,结果有些老员工由于持股较多,每年从分红中获得上百万元收入,渐渐丧失了劳动的积极性。企业领导层敏锐地察觉到这个问题,觉得这样下去不利于公司发展和个人潜力的发挥。经过不断调整,最后摸索出劳资分配按3:1的比例,既能调动劳动的积极性,又能调动投资的积极性。在按劳分配上向在第一线创造利润、研究开发、开拓市场做出贡献的人倾斜,向在危险、艰苦的地方工作的人倾斜。每年评选优秀员工,奖励对公司的认股权。员工拿现金购买,离开公司时,可全部提现带走。股金分红的多少根据各年度的经营情况确定,平均在15%以上。2016年,全公司工资分配总额达1200亿元,加上分红,共分配1600亿元,人均收入达91万元。这样的收入水平,已经不低于硅谷的高科技公司。因此,国内外很多优秀人才都愿意来华为工作。

劳资分配按照3∶1的比例施行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据西方经济学家计算,战后几十年,在企业的收入分配上,70%左右被资本和技术持有者获取,普通劳动者仅仅获得了30%左右。因此,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华为的分配模式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许多开始以私人出资投资产业的私营企业,经过40年的摸索和发展,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这些新的特点既体现在所有制关系上,也体现在分配关系和企业员工的相互关系上。它们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体现了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又创新和丰富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有效实现形式,使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发挥出更大的优越性和更加充满生机活力。可以说,华为在以上各方面都创造了典型经验。一是在企业的所有制关系上,它现在已经不是单纯个别人的私人所有制了,企业许多员工既是劳动者又是投资者,形成了相当数量的劳动者共同投资、共同所有的所有制结构;二是在企业的分配关系上,它现在已经不是按资分配为主体了,而是按劳动、按贡献分配的比例占到了企业收入分配总额的主体地位,这有利于促进企业员工的共同富裕;三是在企业员工的相互关系上,无论是企业的管理者还是劳动者,他们相互分工,又相互合作,都成为企业的主人,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都得到了发挥。企业正成为越来越多的员工共商、共建、共享的利益共同体。总之,像华为这样的民营企业,可以说在所有制关系、分配关系和劳动者的相互关系上,都正在不同程度地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要求,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私人资本企业,也不同于我国三大改造前的私营企业,而是处处同我们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企业,应当属于股份合作制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我们应当研究企业所有制形式和分配方式上出现的新变化、新特点,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推动改革的不断深化,以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作者:郑新立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